2021年3月，东亚地区经历了一场近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暴。中国北方的十个省份几乎都被沙尘覆盖，北京的PM10指数一度突破了2153微克/立方米，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就在中国人民和沙尘暴“共呼吸”的时候，韩国的一些媒体，比如《韩国经济》和《国民日报》，却开始把责任推给中国。他们的报道标题充满了危言耸听：“连续一周的雾霾，再加上来自中国的沙尘暴，‘韩国的空气质量将跌至谷底’。”这种操作简直是“老套路”。
然而，讽刺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韩国媒体经常采取这种“甩锅”行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曾报道过，韩国每当出现雾霾时，媒体就会归咎于“中国”，但经过调查，韩国和美国的专家发现，造成污染的真正原因往往是韩国国内的因素。
那么，这场2021年沙尘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通过卫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分析后发现，这次沙尘暴的源头位于蒙古国的西南部。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指出，由于蒙古国正面临一场强烈的沙尘暴，强风将沙尘吹向中国。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也证实，沙尘暴的形成与蒙古国的气旋有关，强风将沙尘吹到南方，最终影响了中国。
实际上，中国经历的沙尘天气中，大约有一半是来自蒙古国。专家们甚至进一步指出，蒙古国对于我国北方沙尘的平均贡献为42%。蒙古国，这个被称为“永恒蓝天的国家”，如今正成为东亚沙尘暴的重要源头。
这背后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原因。首先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从1940年到2015年，蒙古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2.24摄氏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降水量减少了7%。更为严峻的是，2020年《科学》杂志的研究发现，蒙古高原似乎已经陷入了“正反馈循环”：土壤干燥引发高温，高温又使土壤更加干燥。研究者认为，这一地区可能已经超过了气候的临界点，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干-热并发状态”，很快可能会变成“永久干旱”。
这种变化无疑为沙尘暴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沙源。除去自然灾害，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类活动。蒙古国的90%领土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容易受到荒漠化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蒙古的牲畜数量迅猛增长，过度放牧问题日益严重。据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2年的2480万头牲畜，增至2018年的6620万头，目前牲畜数量接近7000万头，而70%的牧场已被牲畜及不当土地使用摧毁。
然而，比过度放牧更具破坏性的，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蒙古矿产资源丰富，采矿业对其GDP贡献占22%，出口的80%以上来自矿产资源。然而，这种以露天采矿为主的开采方式，对植物的破坏极为严重。生态人类学者纳青指出，草原的原生植物地下部分是地上部分的5到10倍，它们起到固定土壤的作用。开矿不仅摧毁了这些地下植物，而且很难进行修复。
这些生态破坏的后果十分严重。截至2020年，蒙古国的77%土地被归类为退化或荒漠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沙尘暴的发生频率每年都在增加，增幅超过三倍。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1978年，中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目标是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沙漠化治理等措施，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这个工程横跨华北、东北和西北13个省，预计实施至2050年。40多年的持续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面积达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面积达到12.8亿亩。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至当前的13.84%。我们成功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沙漠化土地的扩展速度每年达到21万公顷。而如今，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连续4个监测期减少，每年减少66.7万公顷。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次数也大幅减少，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频率，从2000年前后的年均13次，减少到现在的2到3次。
在甘肃金昌这个临近沙漠的城市，40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已经形成了204万亩的绿化带，为抵御沙尘暴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虽然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依然无法完全控制沙尘暴的源头。由于沙尘暴的源头来自蒙古国，中国的“绿色长城”虽能防止沙漠化蔓延，却不能阻止来自邻国的沙尘暴。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与蒙古国开始加强合作。蒙古国也在意识到生态危机的紧迫性，2021年启动了“十亿棵树”全国运动，计划到2030年种植十亿棵树。而中国作为邻国，已经开始为合作提供支持。
两国的合作已经逐步落实。例如，双方正在利用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生态文明试验区，建立10公里的跨境防风林带，探索防沙治沙与新能源开发结合的新模式。这一合作不仅有助于防治沙尘暴，还可以为两国的绿色发展提供动力。最终，这条跨越4700公里边境线的生态长廊将成为中蒙双方共同守护的绿色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