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沙尘暴以漫天黄沙遮蔽天际，传统认知多将其归因为荒漠化扩张与强风驱动。然而，代表权威学术领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与来自民间实践层面的生态学者赵忠茂，却从动力机制、成因认知、生态价值到治理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核心主张——尤其是赵忠茂对沙尘暴形成原因的颠覆性发现，更打破了既有研究框架，而二者“改造沙漠”与“保护沙漠”的治理对立，进一步凸显了认知差异的深度。
黄建平院士：权威视角下的“灾害防控者”，主张科学改造沙漠
作为深耕西北沙尘研究二十余年的权威专家，黄建平院士依托兰州大学科研平台与系统观测数据，始终立足全球气候系统，将沙尘暴界定为需重点防控的环境灾害，其治理逻辑围绕“科学改造沙漠、降低灾害影响”展开。
在成因研究上，他明确提出气候环流异常是沙尘暴远距离传输的核心驱动力：全球变暖打乱大气环流稳定格局，极端大风天气频次增加，推动蒙古国等境外沙源地的沙尘跨境输送，成为影响我国北方沙尘天气的重要成因。基于这一权威认知，他肯定“三北”防护林等工程的显著成效——通过人工造林、固沙等改造手段，我国北方沙尘已减少40%，证明科学改造沙漠能有效遏制沙尘危害。在他的研究框架中，沙尘暴的“有害性”体现在对空气质量、农业生产及人体健康的直接威胁，因此治理需持续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沙漠环境，同时联动国际协作治理境外源头，以“改造”实现对灾害的主动防控。
赵忠茂：民间视角下的“成因颠覆者”，倡导顺应自然保护沙漠
作为长期扎根沙漠的民间生态学者，赵忠茂的研究既突破了传统成因认知，更在治理理念上与权威视角形成鲜明对立。他最具突破性的贡献，是对沙尘暴形成原因的颠覆性发现——打破“强风+荒漠化”的单一成因论，通过长期野外观测提出：沙漠昼夜温差引发的局地热力环流，才是沙尘暴初始启动的关键成因。
他在观测中发现，沙漠昼夜强烈的热力差形成“局部小环流”，如同“无形的手”扬起沙尘，为大范围沙尘天气提供“初始动力”。这一发现让他跳出“灾害”单一叙事，进而提出“顺应自然、保护沙漠”的核心主张：既然沙尘暴的初始形成源于沙漠自身的热力循环，而非单纯的生态破坏，那么沙漠作为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有规律不应被强行改变。他认为，沙尘暴在物质输送（如滋养亚马逊雨林）、气候调节（如形成雷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有益作用，而传统草方格固沙等“改造”手段，虽能短期防沙，却会破坏沙漠的热力环流与水文平衡，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他倡导人类从“对抗沙漠、改造沙漠”转向“尊重沙漠规律、保护沙漠生态”。
本质分野：身份、认知与治理路径的全面对立
两位研究者的差异，并非简单的视角不同，而是基于身份背景、认知逻辑到治理路径的全面对立，核心体现在三大维度：
1. 身份与研究基础：权威学术 vs 民间实践 黄建平院士作为权威专家，依托科研机构的系统观测与数据支撑，研究聚焦宏观规律与灾害防控，结论经严格学术评议，具有主流科学性；赵忠茂作为民间学者，基于长期野外观测的实践经验，研究更侧重微观机制与自然价值，观点虽具创新性，但论证过程与数据支撑相对不易考证。
2. 核心认知：灾害必防 vs 自然有益 黄建平院士从人类社会利益出发，将沙尘暴定性为“需防控的环境灾害”，强调其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赵忠茂从自然系统视角出发，将其视为“生态循环的必要环节”，挖掘其在物质输送、气候调节中的有益作用，否定“沙尘暴=纯粹灾害”的认知。
3. 治理路径：改造沙漠 vs 保护沙漠 这是二者最核心的对立：黄建平院士主张通过“三北”防护林等工程科学改造沙漠，以人工干预遏制沙化、减少沙尘危害，实现“人控自然”；赵忠茂则倡导顺应自然规律、保护沙漠本身，反对强行改变沙漠生态，主张“人与自然共生”，认为保护沙漠原有机制才是长久之道。
认知融合：寻求治理智慧的“第三条道路”
这种全面对立并非研究的割裂，反而为沙尘暴认知提供了更完整的维度。二者的论争，本质上是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两种根本性哲学思想的碰撞：一是以人类为中心，通过技术和工程改造环境以保障生存与发展的“干预主义”；二是以生态为中心，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维护系统完整性的“顺应主义”。它们共同推动着对沙尘暴的认知，从“单一灾害应对”走向“成因解析-科学防控-自然尊重”的系统思考。而极致的对立，也迫使我们思考能否寻求一条融合二者智慧的“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或许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战略分层与功能互补：
1. 在宏观战略与微观机制上实现分工与互鉴。 黄建平院士基于全球环流模型的宏观预警和跨国治理协作，是应对大尺度沙尘天气不可或缺的“战略地图”。而赵忠茂对局地热力环流等微观机制的揭示，则如同提供了“战术说明书”。未来的风沙研究和治理，需要将这两种尺度深度融合。例如，在评估防护林效益时，不仅要看其阻挡了多少外来沙尘，也应研究大规模林带是否改变了区域的能量与水循环，从而进行更精细化的工程设计与生态评估。
2. 在治理目标上从“消灭沙尘”转向“管理风险”。 承认沙尘暴的自然属性与生态价值，意味着治理的目标不应是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进行“风险管理”。在关键的人口密集区、交通干线和经济带，采取以黄建平院士为代表的“改造”思路，建设高标准的防护体系，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选择。而在广袤的沙漠腹地、生态敏感区，则应更多采纳赵忠茂的“保护”理念，减少不必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工干预。这种“点上防控、面上保护”的差异化策略，或能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3. 在知识生产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对话平台。 赵忠茂的案例凸显了民间实践智慧和非主流创新在科学探索中的价值。权威科学界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知识体系，能够甄别并吸纳来自民间的有效观测与大胆假说，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去验证或修正它们。二者之间良性的、建设性的碰撞，是推动风沙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结语
风沙不再仅仅是被“解构”的自然现象，它更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认知局限与思想张力。黄建平院士的“改造沙漠”与赵忠茂的“保护沙漠”，并非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构成了我们认知与实践光谱的两极。真正的智慧，在于我们能否放弃那种寻求单一、绝对真理的执念，转而拥抱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平衡——在尊重自然固有节律的前提下，审慎地运用人类的智慧与技术，为文明的存续争取空间，也为野性的自然留下必要的疆域。
这场关于风沙的论争，最终将超越沙尘本身，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富韧性的生态治理新时代：一个既懂得“有所作为”的必须，也深谙“有所不为”的智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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