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沙尘暴。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北京又要起沙尘暴了。
早上的太阳虽然还明晃晃有些耀眼，但已极目不能远望。狂风未至，尘霾已经围城。
北京今春（2013年）第一场沙尘暴的时候，我正在贵阳，担心沙尘影响我的归程。
但一切顺利。
回到北京时，风还有些大，天在昏黄的城市灯光下依旧浑浊，扑鼻而来的，是些许的尘土味。若不是我的过敏的鼻子，此时的北京，看起来跟大多数时候差不多。
出地铁站的时候，滚梯两侧的扶手上，尤其是扶手边的平整光滑的铁皮沙尘，一层厚薄不均的沙土，上薄下厚，因为沙尘在铁皮上顺着势下滑，到铁皮连接处被挡住，所以在每一个连接处，都形成了小小的“沙丘”。
这是刚刚肆虐过北京的沙尘痕迹，还未来得及被清洁工抹去，毁尸灭迹。
前两天习在参加两会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谈到北京雾霾的天气，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遭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的。
印象之中，北京的沙尘，这两年其实少了许多。
我出生在江南乡村，那里沟渠纵横，遍地绿茵，少见风沙天气。我们村有多位长辈在京工作，我到北京求学之前，也知北京的天气不是特别好，风沙多，尤其是春秋之季。
旧时的北京没有今天这般豪奢，到处都是水泥铺地，所以城里浮土很多。 老舍在《骆驼祥子》里写祥子逃回北京，进了关厢，用的便是“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写北平矮小枯干的叶子上“落了一层灰土”。
这在我乡下故乡也是见不到的。我故乡大多数时候永远是湿润的，即便是冬天的干土，也不是浮土，是粘结成块的。
鲁迅先生也是自南方水乡来，作为一个过去少见沙尘的人，其对沙尘的感觉，更是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
这是他记录的北京秋天的一场风沙。那“桂黄色”的日光，在原本是边塞诗人描述边塞风景的“大漠风尘日色昏”啊。后来我在北京也常见那桂黄色的日光，那风尘日色昏，但到后来，甚至连这都见不到，只有昏和混，而不见太阳。
鲁迅在《一觉》中这样描写自己眼中的窗明几净：“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梅叶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集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小书房，今日依然也是所谓‘窗明几净’”。
把书桌上苍白的微尘拂去，便依然算窗明几净，若在江南，又何须多此一拂。
先生后来称自己的写作，是“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借自然说生活社会，想来多少与感受到的自然界风沙的凶悍有关。
(如今的沙尘过后，典型景致。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风沙惹人厌，这是人性。
同是出生在浙江的鲁迅后来的批判者苏雪林女士，就很讨厌旧北平的风沙：
“一个月中总要遇见几次风沙。人走在街上沙尘扑面而来，使你眼睛眯得睁不开，身上衣服变成黄色。人家糊窗都用绿纱，纱眼甚密，风沙仍会钻入，地上积了一层，屋中各种器具无不黄沙厚积，扫除擦拭，煞费精神。外国有个地质气象学者说，这种从西北瀚海沙漠刮来风沙，正向南部不断侵袭，将来北京城郊也将成为一片大沙漠。我记得中亚古时有一国家名楼兰者甚为富庶强盛，只因经不住风沙的蚕食，只好举国迁徙于数百里外，想到北京这样一个名城，将来也要遭受这样可怕运命支配，非常可惜！”
不仅将旧时北京的风沙之甚描述得颇为细致具象，也将今人的担忧提了出来。
我到北京上学的时候，北京已经不再是浮土软地的老北京了，而是一个水泥和柏油浇地的北京。我初到北京，很是喜欢，因为下雨天终于可以不让泥水弄脏裤子了。
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不下雨的北京，弄脏的不止是你的裤子，还有你的头发，你的衣服，你的餐具，你的桌子，你的床铺，你的一切。
沙尘暴来的时候，有时早上来，有时是下午来，有时是晚上来。不同的时间来，其面貌还是有差别的。
若是晚上前半夜来，彼时我们大多都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风一起，工勤人员忙着关窗户，有人匆匆收拾起书包来，这大概是宿舍没人留守，却开着窗户的。
夜自习宿舍的路上，狂风裹挟着沙尘，嘶鸣着，肆意践踏着地上的一切，树枝摇曳，白杨树叶子被狂风吹拍，哗啦啦的声响，夹杂在飞沙走灰的吼叫中，也增加了几分恐惧，还有被刮地挂在墙边的铁皮哐啷当撞击声、窗户玻璃破碎的噼里啪啦落地声，以及永远栓不严实的门窗在风沙冲击下发出的沉闷的呜咽声。
顺风顶风回宿舍的人，或立起衣领，或举起书包，或背风倒行，一挡风沙，女同学们则用头巾蒙脸，谁也不敢轻易说话，一张嘴，满嘴都是沙子。甚至，不张嘴，鼻孔嘴唇里也有沙子。
回到宿舍过道，一边骂娘，一边呸呸吐嘴，还不忘跺脚抖衣抖书包，拂弄头发。
宿舍楼道虽然有门，还有北京常用的帘子挡着，但也早已是一层沙灰了，宿舍里的桌子上，甚至床铺上，都有一层薄薄的沙灰，哪怕你已经关上了窗户。
不能洗澡了，没这个条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水洗脸，最多就是用凉水冲一下脑袋。要命的是，我在人大上学那会，晚上十一点以后，宿舍楼的水房是停水的！
沙尘若是后半夜来袭，倒也简单，躺在窗上，咕哝一句“沙尘来了”，翻个身，裹紧被子，继续沉沉睡去，任它屋外狂风呼啸，沙尘呜咽，任它屋外天昏地黑，我自做那梦蝶的庄生。
第二天早起一看，屋里的桌子上依然是一层灰。若窗外天晴了，抹去这一层灰，倒也有鲁迅先生所言的“依然也算窗明几净”。
不过，室外通常是被风沙打翻的各种路牌广告牌，树上草上地上，一层黄沙一样的灰，自然要比黄沙细许多。
沙尘若是早上来袭，倒跟晚上一样，不算多可怕。白杨树叶的哗啦啦声，铁皮的哐当声，碎玻璃声，门窗的撞击声，因为眼睛所见，都不再如晚上般瘆人。
我们所做的，就是裹紧自己，穿过风沙，去教室上课。当然了，晚上紧闭窗户的教室里的桌椅上，依然也是一层薄薄的沙土。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纸巾。风沙季节上课，许多人都随身带着一块抹布，当然是女同学带得更多。
我们的餐具也是放在一个布口袋里的，上完课去食堂，拿出餐具来，里边也是一层薄沙。
下午来的沙尘最是可怕。明明早上灰蒙蒙的天空下，太阳慵懒地发着苍白无力的光，到得中午，太阳已然不见。下午，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阴沉，刚刚还是白天，转眼已成暗夜，屋里的灯都打开了。
这个时候，站在室外看灯光，蓝幽幽的，与真正晚上看到的灯光颜色完全不一样，蓝地可怕，蓝的让人心里发紧发慌。
沙尘这个时候，才真正来到。
能够躲起来的人早已躲了起来，没来得及的，睁不开眼了，用衣袖挡住口鼻，低着头，在风中趔趄。。。。。。
第二天，除了地上桌上窗台上那些还未来得及清理的沙土，北京的天空通常湛蓝异常，一切平静如常，仿佛昨日的狂暴什么也没有发生。
（戴着纱巾的妇女，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沙尘暴来时最为常见，如今多戴口罩了。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1980年代，北京也曾有三怪，其中一怪，便是大姑娘的头巾戴两条，一条保暖，一条是纱巾尼龙巾，不是用来装扮美丽自己的，而是主要用来蒙头抵挡风沙的。
其实，反映的，也是北京经常受的沙尘洗礼现实。
北京的土地越来越少了，水泥地越来越多了。我上人大的时候，白石桥到海淀还是来回两条道，路两边和路中间的沟渠边，都种着高大的白杨树，人大对面，还有许多稻田，如今全部变成了水泥地和楼房，树也没以前多了。
但为了保卫北京，北京的周边的防护林却是热烈地开展了。
北京的沙尘暴明显地减少了，力量也弱了。这大致要归功于三北防护林建设，归功于北京周边地区为保卫北京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但北京的毒雾却多了起来，时常爆表。相比毒雾，我倒是宁愿选择沙尘，毕竟毒雾是工业化污染的结果，而沙尘，虽然讨厌也伤人，毕竟还是自然循环的结果。
我的朋友，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兄，曾经在我们中国周刊撰文《被妖魔化的沙尘暴》，从科学的视角，回到了沙尘暴之于人类的价值：
“人类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阻挡沙尘暴的发生。”
“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和其他许多自然现象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假如我们消灭了(实际上永远不可能)沙尘暴及其源头的沙漠干旱地区，也就消灭了地球上的多种自然生态，绝灭了适应干旱气候的一切物种，并会引起全球所有自然系统的更加可怕的反馈、报复甚至引发我们难以想象的灾难。”
栓科兄的结论是：“沙尘暴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是近代人类过度的放牧或农耕、以及自以为是的人工改造，才加剧了它的危害性。 ”
我选择相信栓科兄的专业判断。
除了科学家的理性外，也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沙尘暴。
大教育家、北京大学前校长、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博士，也是鲁迅苏雪林的老乡，他对于沙尘的记忆，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
“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社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抗战时期，身在重庆陪都的蒋梦麟先生，在《西潮与新潮》中，这样描述北京的沙尘，与苏雪林的描述截然相反。这其实是蒋先生对沦陷敌手的故都的追忆和缅怀着，故都原来讨人厌的尘土，在他的笔下，都让人读来感到如此亲切，温暖，而不觉丝毫矫揉造作。
一事一物总关情。
相比毒雾，我也反而念起沙尘的好来了，虽然不是蒋博士式的。至少，它比我们今天许多人靠谱，能代我们把毒雾赶跑，虽然过后也是一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