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三角洲地区气候变化专题研讨会上，来自多个领域的嘉宾分享了其在各自领域实践和思考的结晶，但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是结合自身工作所接收到的信息，获得的启发，乃至引发的思考。
为此，大会邀请了线上线下与会的社会组织和行动个人来#给气研3划重点，继续参与会后的回顾和讨论，结合自身工作来谈谈未来在自己领域应对气候行动的可能性。
第三届三角洲气候变化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中，“气候脆弱性人群”被高频提及。其背后是大家对气候正义——气候变化对贫困和边缘化人群造成不公正影响的关切。
谁属于气候脆弱性人群，他们在哪里？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行动实践机构都在各自的领域和工作环境中识别“脆弱性人群”。在医学健康领域，高温热浪下的贫困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人如糖尿病、高血压，是最受影响的人群。在容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或者遭遇高温干旱天气的农村，难以设防、易遭受经济损失的农户是脆弱性人群。
无论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还是社会组织，该如何看待“气候脆弱性人群”，如何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在研讨会现场及会后，各方产生了热烈的讨论。
争议热点：洪涝下的村民
在研讨会的圆桌论坛现场，在壹基金从事救灾防灾工作多年的喻东讲述了自己在农村洪涝救灾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
“提前预警（洪涝）了，让他（村民）撤，他不撤，他说他舍不得走。他被困了以后，你让他撤，他还不撤，他觉得淹不上来。这是真实的现状，千呼万唤喊不起一个装睡的人。”
这一“救灾难题”和观点引发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在研讨会台下，有与会的社会组织小伙伴对“装睡的人”这一评价不敢苟同。从事乡村社区发展工作多年的小M认为，不能把“气候难民”简单归因到个人认知水平不足，作为社会组织，更应该看到这些脆弱性人群，和他们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提高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但要使人们行为改变，但是光靠传播是不行的。”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文军在圆桌论坛现场也回应说，一个人的行为产生是有很多社会决定因素所影响，除了传播，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才能推动行为改变。
要想行动改变，必须要有社会支持政策
喻东解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严重性，远远超出了目前公众的认知范围，亟待科普。他认为，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决定人们行为的选择。他在实践中发现，关注气候变化的人还不多，很多人听不进去。在没有认识到气候变化下自然灾害的严重性，人们还是凭着过往经验，其行动是不可能改变的，会存在侥幸心理，灾害之下只顾虑自己的财产。因此，喻东认为公众对气候变化意识到提升需要多元的声音来参与去“喊”。要有多元的主体参与，才能把更多的视角、更多的利益诉求和需求反馈出来。“喊得多了以后才能把他喊醒，才能提升公众认知。”
马文军回应，只提升认知远远不足够。
“在我们健康领域有一种模式，就是我给你知识，让你的信念态度改变，最后行为改变，这套模式在人们的认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是非常有作用的。当人们的认知水平到了一定程度，光靠这个传播是不行的。”马文军举了个例子，外科医生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但他们照抽不误，只有当他检查肺部有阴影了，马上戒烟。
因此，马文军认为，在知识充足情况下要使人们的行为改变，必须提供社会支持政策，要让社会方方面面支持。关于社会支持政策，马文军举例，比如现在垃圾分类慢慢地做得越来越好了，除了因为老百姓认知提高了，还因为很多社区每个楼下专门有一个大妈在负责管理这些垃圾，这个就是支持配合的政策。
而在问题归因以及社会支持政策制定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社会决定因素”。
马文军说，在健康领域有一句话叫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当一个人很肥胖，人们很容易去指责这个人不管住自己的嘴，不迈开自己的腿。但要想想ta为什么不管住自己的嘴，为什么不迈开自己的腿？为什么美国的黑人是最肥胖的，难道美国黑人愿意去吃垃圾食品吗？其实在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导致他们产生了这种行为，导致肥胖，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个人的行为不是无缘无故的，这其中就有很多社会决定因素。”
政策落实，需要社会系统性的支持
气候变化之下要促使个人行为改变，或者一个宏观政策如何落实到个人身上，野生救援WildAid的项目官员马江楠也表示，“单靠传播是不行的。”她表示，政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政府有很多政策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公众不理解要做什么，需要中间转译，说一些老百姓能懂的话和老百姓能做的事。这样的转译和认知传播促进公众行为改变，需要包括社会、科研机构、各个相关部门的协调参与和持续性的支持。例如在我国有非常多的倡导低碳、倡导转型的政策，对企业也有很多的指导政策，但企业看不懂，企业也很想去达到，这得有智库、科学机构给他们提供相关的建议和引导，让他们做出相应的实际行动。
帮助脆弱性人群应对，尊重需成为前提
小M认为，本土文化自信是需要社会共同构建的，当社会把脆弱性人群评价成“装睡的人”，或者没有文化的人，自信会被打击，人群自身的能力和自主性就无法发挥，如此，无论是气候应对行动还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都难以真正回应需求。
因此小M认为，掌握着气候应对、防灾减灾技术的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让渡权力、鼓励脆弱性人群来参与“技术重塑”。
研讨会上，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以下简称思力）的左智提及“在实现气候友好与农户生计两者平衡”的问题时，也讲到了“技术重塑”的过程。
左智分享说，“在应对干旱条件下，我们如果只强调减排那完全是耍流氓，农村地区都有脆弱性，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收入是很少的，如果我们让老乡一味地说你减少排放吧，这有点过分了。同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是让最穷的人在交环保税。你跟农户讲气候变化，他都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产量和收入。所以我们在选择技术模式和方式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思考的点。”
现在思力推广的两种种植模式都不会影响农田的产量，甚至会提高。左智表示，气候友好的种植技术在落地应用的每一个细的环节，都可以有改进和调整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左智和同事们需要和农户一起去商量，怎么样能够符合农户的习惯，是否要突破他们的习惯。在这商量的过程中就会诞生一些新的东西，这是和农村、农户一起得出的东西，农户自然就会满意，就会买账。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是需要很长时间，面临的挑战仍然是非常大的。左智说：“我们仍然在探索和平衡的路上，我们永远要站在一个和村民、老乡一起的角度。”
到社区的最后一公里，服务脆弱性人群
ICLEI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北京代表处官员郑欢在研讨会上也提醒，在自上而下的管理或者治理体系下，我们往往很难看到全貌、看清楚脆弱人群可能是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社会组织或者社区自组织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有效触达社区的最后一公里，去识别脆弱人群，去服务到他们。提升脆弱性人群的自救互助的能力，社区的工作可以包括科普宣传和防灾演练，建立防灾和气候韧性示范社区、鼓励社区开展防灾和适应工作，以及提高灾害保险覆盖率，鼓励发展保险机制以分散、转移风险。
当在城市社区或农村采取灾害应对行动上，喻东表示，站在脆弱性人群的视角也是救灾工作一直努力实现的。因此，喻东会与当地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紧密合作，在地组织会更了解当地情况，一方面可以降低救灾防灾的行动和沟通成本，与此同时也能兼顾当地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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