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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两篇文章已对“治水地域及方式”（重点在四川盆地，人工凿开若干川东平行山脉和巫山山脉，将洪水产生的盆地低地积水通过长江三峡排泄到江汉盆地等下游地区）及“对下游地区的严重影响”（造成太湖周边大量平原和低地被淹，长江中下游人类聚落损毁殆尽，良渚文化戛然而止）作了简要推论和说明。
本文对“大禹治水”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水自何处来”进行推理论述
《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尚书·皋陶谟》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
《诗经·商颂·长发》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载:“帝尧之时,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帝乃忧中国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岳,乃举贤良,将任治水。”
以上记载可知大洪水：来水突然，水量大，上涨快，水位高且持续时间长，经久不退（至少持续22年以上，不疏导治理的话仍一直维持高位）
根据以上水情特点分析只有一种可能性：由于上游地质条件变化引起径流量巨大的河流发生改道突然涌入。
根据四川盆地及周边地质地貌条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自古以来从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自北向南流入南海的金沙江在云南石鼓镇突然遇阻改道东流，同时跟随改道向东的还有雅砻江和大渡河。
地质学家的结论==》距今75万年的早、中更新世之交
金沙江自北向南改道东流成为长江贯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由地质学家们经历上百年的研究论证并得出肯定结论：
图 2 早更新世晚期河流和盆地分布示意图（据郑洪波等，2017修改）
图 11 长江上游水系演化示意图
通过采用冲积扇成因理论、联合沉积相剖面对比法、岩相古地理、夷平面和河流阶地分析、高精度定年技术、阴极发光、电子探针、扫描电镜和遥感等方法，从流域视角剖析了长江中下游沿江砾石层成因、岩相古地理、长江上游三峡夷平面、阶地特征以及云南石鼓大拐湾成因，提出长江续接贯通时间是在距今75万年的早、中更新世之交的新认识。指出在早更新世及其以前在沿江及其周缘发育的砾石层具有河流相发育特点，反映的是近源冲积扇沉积环境，不能反映其是经过几千千米搬运后的大河远源沉积产物，中更新世开始发育以细粒沉积物为主体的河湖相沉积，这种状况反映了长江流域早中更新世地质环境的重大调整。
从上述论文的结论来看，地质学家们都认为“云南石鼓大拐弯”是金沙江改道东流完成长江续接贯通的最重要地质构造事件，但对于大拐弯的成因及时间却有很大争议：
3.1.4石鼓长江第一湾成因
石鼓长江第一湾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市石鼓镇与香格里拉县南部沙松碧村之间，海拔1850 m。万里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从四川省巴塘县境内（金沙江）进入云南，与澜沧江、怒江一起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中穿行形成了“三江并流”的壮丽景观。但是，金沙江在石鼓附近却突然转向东北，形成了罕见的'V'字形大湾——长江第一湾。
这一河流流向突变现象一直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从而产生了金沙江是由河流袭夺而成还是一条先成河的长期争论（Deprat and Mansuy，1912；Credner，1932；曾普胜，2002；杨达源，2006；史正涛等，2006；赵希涛等，2006，2007，2015；明庆忠等，2007；Chang et al.，2016；陶亚玲和常宏，2017；Zheng et al.，2021）。
其中，河流袭夺形成长江东流的观点以丁文江（1933）、李春昱（1933）、Barbour
（1936）、任美锷等（1959）等为其代表，袭夺发生在早更新世或中更新世。
持非河流袭夺观点的主要以李承三（1956）、袁复礼（1957）、沈玉昌等（1965）、许仲路和李行健（1982）、何浩生等（1989）、吴根耀（1992）等为代表，认为石鼓附近金沙江的马蹄形大拐弯与北北西—南南东和北北东—南南西的共轭构造有关，并不是河流袭夺的结果。曾普胜（2002）提出长江第一湾为始新世滇西北老君山地区（金沙江古河道）强烈的岩浆活动阻塞了古金沙江，导致其上游形成堰塞湖，并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决口，在高原隆升的同时河道快速下切，形成虎跳峡。
明庆忠等（2007）认为长江第一湾形成时代为中更新世以来, 指出构造运动为本区构造地貌-水系发育的重大转型事件。
赵希涛等（1999，2007，2015）认为早在上新世早中期，金沙江已经在其现今的位置上存在，上新世晚期至早更新世广泛发育的断陷活动并不影响金沙江的流动，中更新世时期，金沙江河谷不同地段可因冰川、冰水、崩塌、滑坡或泥石流等堆积物的堰塞而形成湖泊。
本文通过综合研究长江上中下游沉积物特征、构造变化等认为，早、中更新世之交的青藏高原隆升中的一次强烈构造运动——“昆仑—黄河运动” （崔之久等，1998；江樟焰等，2005；）（ 云南本地称“元谋运动”），不仅影响到了整个青藏高原，把高原面抬升3000~3500 m，局部地区的山地上升到4500~5000 m的高度，基本形成中国自然地理的现代格局，导致青藏高原进入冰冻圈（李吉均等，2001），而且影响大气环流型式，形成了东亚季风的现代格局。而就在云南通甸—北汉场一线早更新世末期形成石红山、白石山、老君山等近东西向排列的山脉（史正涛等，2006），成为现今金沙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这一东西向构造隆起的阻挡作用，使古金沙江向南的流路被阻断而不得不沿其支流水洛河河道反向流动，至三江口与水洛河——川江交汇，古金沙江两支流在石鼓附近汇合形成的河岔成为了“长江第一湾”。在这期后，由于阻塞作用，在“长江第一湾”段水位雍涨，导致形成中、晚更新世的石鼓古湖、大具古湖和奔子栏古湖等堰塞湖，湖相沉积出露点现今均可在其上下游发现（图12）（赵希涛等，2006；蔡耀军等，2010；Wang et al. 2021）。
研究认为末次冰盛期以来在石鼓地区还发生过多次堰塞、溃决洪水事件，对石鼓地区的河流演化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1、上世纪地质勘测以田野调查为主，对观察到的地形地貌依照地质构造理论进行评估和推理。评估参照物以出露点的岩石结构及走滑趋势为主，时间跨度大都以百万、千万年的“代”“纪”为主，叙事宏大
2、 现代地质勘测手段增加了沉积物高精准定年分析手段，对冰川、湖底等相对静止的地貌地质测年精度有了很大提升，但对地震等引发的地质构造变化时间还无法选取合适的评估证据。目前只能通过上下游示踪标志物作为间接证据，对其分布概率进行物源示踪分析，对地貌变化的成因及年代判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 同为地质学家，因地质构造分析方法不同，成因及时间推断结果差异巨大
4、 有将出露点观察到的地质构造结果用于形成时间判断的倾向，用宏大叙事的结论来认定微观事件的发生时间。比如上文“大拐弯”这个微观事件和长江断续贯通做了捆绑，而“大拐弯”这个微观事件很可能是此后某个时间点一场大地震引发的结果
民间传说与典籍记载==》上古大地震和大洪水
《探索古文明的地理密码》
2014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仕琼 著
1955年，我国对所有史书中的地震记录进行过一次统计，在约8000册古籍中摘录出15000条关于地震的记录。
中国关于地震最早的描述，始见于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墨子·非攻下》中的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这里描述的是舜、禹时代的一场大地震，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3世纪，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细致生动的文字面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场史前超级大地震的场景。虽然这里有'天命'等迷信成分，但记录却非常完整、清晰，且表象与地震的各种特征相符。
彝文记载,笃慕时期发生的洪水灭顶事件,非常惨烈。文献记载:“东方地陷,西方水涨,鸭头碰着天,蝌螂天边游,鱼虾吃着松树的松针,水獭吃着松果,六支叟厄人和八部武古人像松树下面的白菌子一般,被水淹死的尸首堆满地,填满谷,不见了踪影。”看起来,那是一场非常巨大的洪水,而且伴随着大地震的发生。文献还记载,因为地震引发大洪水,为躲避洪水,阿卜笃慕逃到了一个叫米雅洛恒山的地方（滇东北乌蒙山区会泽县）。
《论文推介|大渡河急转弯的历史考察》
田野的观察
1959年，邢嘉明到富林、石棉、冕宁一带工作， 认为石棉之南，北流注入大渡河的栗子坪河(即南垭河)，与南流注入安宁河的拖乌河，大致位于一条断裂带上， 分水岭是海拔2700米的菩萨岗，岗上确有条南北向的宽谷， 高出两河河源谷地约300米，均有砾石层分布，砾石一般粒径仅10~15厘米，磨圆度好。推论道:双方如此接近的河源上均出露需要长距离搬运的滚圆砾石层，而且它们的流路又与断裂带相适应，不论菩萨岗宽谷本身的成因如何，其一度为古河道是可能的。
1960年，罗来兴、杨逸畴等也在此观察到相同的事实。并指出石棉以东的大渡河在高出河面300米左右处，有明显的连续谷肩和阶地，是嵌入曲流的深切河谷，推论道:大渡河原来是两股分流的，菩萨岗上的宽谷是一条被遗弃的南流古河道。
1979年，笔者和甘遐荣、何国涛等行经该地，也观察到与上述相同的事实。并在菩萨岗北坡的南垭河(即栗子坪河)源栗子坪附近，公路旁的宽谷砾石层顶部，发现磨制石斧件和夹砂红陶的残片， 文化面貌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南坡冕宁拖乌附近，发现有废弃的历史陈迹——夯土城址， 断垣残壁耸立在无水干旱的山麓，遗址上大树合抱，当地人称“孟获城”，绝对年代不详，应属历史埋藏无疑；又闻当地人称，菩萨岗附近近4000米以上的高山牦牛牧场上，可见到古代遗留的房基础石，而现今那里只能有夏季牧民的帐篷。
这一带曾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多处，石棉县大渡河北岸的宰羊溪有一处史前遗存，高出今大渡河约370米，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商时期，即距今3500米左右。1975 年起，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等联合考古队曾在安宁河东西两岸阶地上，发现过相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20多处。1979 年，笔者等曾对冕宁西昌间安宁河东西两岸的三对遗址；冕宁的三分屯与五秀;西昌的坝河堡子与礼州中学;西昌的钟家山嘴与李金堡，测量比较了它们的高程和距离，证明东岸的遗址分布较高，较西岸的遗址高出6-67米;东岸的遗址距今水流较远约50 ~5000米，而西岸的遗址则临河被水冲刷。(表一，图一)史前遗址的这种分布不对称现象，显然不是出于人为，而是自然环境的变迁，如水流的急剧减少，以及断裂带的近期升降活动所致。其中西昌礼州中学遗址，已经科学发掘，其文化性质与年代与云南龙川江上的元谋大墩子遗址相同，后者经碳十四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3420±155年，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商时期。栗子坪的零星材料可与之对比，年代大体不会相去太远。
由上述可见:古大渡河确曾南流，今安宁河的宽谷与细小的水流不相称，或即古大渡河的故道。至迟在距今3500年左右，当地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曾在古大渡河上下的两岸劳动生息，因为南北向的安宁河断裂带活跃的现代构造运动，致使两岸遗址所在的位置发生了悬殊的地形变化，菩萨岗因“ 东西向隆起运动”而抬升，使栗子坪附近原来滨河的古遗存高悬在山麓上面。即使进入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时期，当地古代的居民点(如孟获城和高山牧场的房基)的垂直分布也因抬升而比现今的居民点为高。菩萨岗抬升引起大渡河改道的年代，各家均未明确提出，笔者则倾向于不会全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其下限可能进入有人类活动以后的历史时期。
历史的考订
古代大渡河是否南流，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大渡河古今异名，也因为古今水道的变迁。古人受历史的局限，一水多名，一名多水， 水与名不符等错乱现象也是难免的，这就需要运用历史自然学的考订方法来加以查证。经过考证，我们的答复则倾向于肯定，至少在公元初年前后的古人是能够知道大渡河曾南流注入金沙江水系的事实。这里，我们削繁就简，介绍基本的史实。
大渡河古称涐水，“渽水”是“涐水”之误，涐水也就是桓水，前代学者已有详核的考证，此处不赘述。根据汉代人的记载，古代的桓水，确是迳向南流，并未折向东流的。成书于公元初年的《汉书·地理志》蜀郡下记道:“ 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横向的联系
大渡河的急转弯并非孤证，请看由南而北:
(1) 金沙江南南东流，至云南石鼓，突然急转弯，折向北北东流，形成奇特的弯曲，号称“长江第一弯”，江水切出了世所罕见的虎跳峡。
(2) 鸦砻江南南东流，至四川白碉，突然急转弯，折向北北东流，江水切出了深邃的锦屏山峡谷。
(3) 大渡河南流，于四川石棉，突然急转弯，折向北东流，河水切出可观的瓦山峡谷。
(4) 黄河河套南流，于晋陕豫交界的华阴潼关间，突然急转弯，折向东东北流，河水切出著名的三门峡。
这四条大河的同步急转弯，恰巧近似地落在一条直线上，(3)与(4) 之间正好穿过川西北龙门山断裂带，在斜穿秦岭时，也同样留下因山脉拾升而阻断的故河道。例如:
(5)四川广元陕西宁强间的七盘关，为秦岭支脉米仓山西端，是汉水上游支流沔水与嘉陵江上游支流西汉水的分水岭，有北东向故道，汉水泛涨时，可由沔水经此道溢入嘉陵江，清末曾因此酿成嘉陵江沿岸广元一带洪灾， 原广元千佛崖有碑记记其事、笔者1964年调查时亲见，惜原石已毁。
(6)陕西汉中郿县间有褒斜道，亦为北东向谷道，褒水南流入汉水，斜水北流入渭河，今中间为秦岭太白五里岭分水，古代也当为一相通水道。
现在，我们把上述六个点，石鼓——白碉——石棉——七盘关——五里坡——潼关连接起来，成为一条北东向直线，它斜跨中国大陆东经100°~113°，北纬26°~36°，并与经线成近似45°的夹角。在这条北东向斜线及其延长线附近，都是历史上的“地震窝子”，涉及我国的滇西地震带、安宁河地震带、武都一马边地震带、 渭河平原地震带、山西地震带。史前的古地震已失传了，而能知道的历史地震频度极高。据不精确的材料统计:在这一线上自公元前1177年(?) 至1900年的3000年间，共发生烈度大于六度的强震78次以上，即平均40年左右就有一次破坏性地震。根据晚近丰富的地方志材料，其震中烈度估计大于十度的特大地震有: 1303 年山西赵城、1536年四川西昌、1556年陕华县、1786年四川康定南、1850年四川宁南西昌、1879年甘肃武都南等六次，即每100年有一次特大地震，这正反映了上述那些古今水道的变迁，确定有其构造上的深刻原因。当然，还要指出的是:这些古水道因地壳新构造运动而变化， 也不会是同时同步，而是参差不均衡的。
从上文历史记录及考古报告可以看出：
1、 全新世中期（距今8500~3000年前）以后秦汉以前的古人通过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明确知道“大渡河等横断山脉峡谷间的河流是北向南流入海的”，走向南亚次大陆的茶马古道“顺流而下”也是有极强的地理认知作为基础的
2、 全新世以来处于“地震窝子”的横断山脉南流江河继续不断受到地质构造引发的大地震影响，这种影响不断累积的结果就造就了某条江河的突然改道并东流至四川盆地
3、 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条江河的改道情况分析，至西向东水道偏移距离逐级减弱，我推测“三江改道向东”是由发生于4200年前“石鼓大拐弯”附近的一次强烈大地震诱发的
综上所述
我的推论是：
大禹治水的“水”来自4200年前原南流入海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由大地震引发而改道东流。
金沙江改道东流对四川盆地产生巨大影响：
四川盆地的面积约为26万平方公里，在地貌上由西向东依次为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其中成都平原占9%、川中丘陵占61%、川东平行岭谷占30%，构成四川盆地其实主要是丘陵和低山，平均海拔500米左右，盆底地势低矮，海拔200米～750米。
岷江在乐山与大渡河会合之前的河口流量为485立方米/秒，改道而来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新增江水流量却达到惊人的8100立方米/秒（其中金沙江4750立方米/秒、雅砻江1860立方米/秒、大渡河1490立方米/秒）。
在尧时代，长江三峡并未凿通，原有盆地排水主要依赖湖北境内清江河道绕过巫山继续东流出口。新增巨量源源不断的上游来水，造成清江水位爆涨，河道拥堵，来水无处可去，引发整个盆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水位与盆地东南缘低山隘口平齐后形成某个平衡点，水势停止上涨。
几十年后，“大禹治水”凿开长江三峡，经久未退的积水倾泻而下，四川盆地终于慢慢恢复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