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十五大代表，美国《财富》全球论坛顾问，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曾荣获“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青年化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中国国家图书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在非线性系统学、区域经济学、科学哲学、政治学、政策学等方面有较多研究。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这为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迷失的“第一”折射数量繁荣下的原创性贫血
中国科研产出的“论文数量第一”是制度驱动与资源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庞大的博士群体和激增的论文数量，无疑是科研实力增长的重要指标。然而，我们看到，许多研究实则陷入“跟踪型热点”的窠臼——即热衷于在国际已有热门领域进行快速跟进与局部优化，而非开辟新径、提出颠覆性理论或发现。这种研究模式虽能高效产出论文，满足考核评价体系对“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追求，却往往因缺乏对根本性科学问题的深刻追问与长期坚守，导致原创性思想贫乏。其动机常异化为“为了得奖、晋升职务、捞好处”，而非“揭示自然与社会真理和规律”。当科研的“初心”被名利稀释，其成果便难以触及科学殿堂最核心、最需要原创精神的尖端领域，诺贝尔奖所嘉奖的，恰恰是这种敢于挑战范式、开辟新大陆的原始创新。
二、 功利化导向应是侵蚀原创精神的隐形杀手
原创性成果的诞生，往往依赖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专注与坚守，以及对未知领域不计成败的探索勇气。然而，目前过度量化的评价体系（如过度依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项目经费等）与激烈的晋升竞争，无形中催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科研文化。研究者被裹挟于“发表即胜利”的洪流中，不得不将精力集中于能在短期内产生大量论文的“热点”领域，甚至追逐“短平快”项目。这种环境下，那些需要长期积累、高风险、可能颠覆现有认知的真正原创性研究，因其不确定性高、产出周期长，反而容易被边缘化。我们认为，当科研人员的职称、职务、经费、荣誉、待遇与短期可见的“成果”挂钩，探索真理这一科研的本真目的便可能让位于对现实利益的算计，从而抑制了孕育诺奖级成果所需的“慢科学”土壤和甘于寂寞的探索精神。
三、 破局之道在哪里？从“跟踪”到“引领”，重塑科研价值生态
要破解“论文数量第一”与“顶尖成果不足”的悖论，关键在于推动科研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追求“量的积累”转向追求“质的飞跃”。首先，必须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桎梏，建立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实际贡献和长期价值的多元评价机制，为“十年磨一剑”的潜心研究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应优化资源配置，鼓励自主探索，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高风险、高创新潜力的非共识项目和基础研究给予更稳定的支持，宽容失败，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是重振科学精神，引导科研工作者回归对真理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将揭示规律、贡献知识作为核心追求，让科研真正成为一场智识的冒险，而非名利的竞技。
总之，中国科研的“论文数量第一”是发展的里程碑，但非终点站。诺贝尔奖的“非第一”现状，恰是一记清醒的警钟，提醒我们反思科研生态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与文化性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科研文化从对“热点”的跟踪转向对“冰点”（基础、冷门但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坚守，从对“名利”的追逐回归对“真理”的敬畏，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实现从“体量优势”到“质量胜势”的跨越，在人类知识的星图上，刻下更多来自东方的、闪耀着原创光芒的坐标。科技强国、创新中国，才会有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