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患难见真心”，平日里花好桃好，难辨其诚，而临了大事，就见真章了。这次中国遘罹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多患难相助的国家，在我们的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筹集善款，捐赠物资，如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国。其中尤其是日本政府、企业和民众，不但在赈灾物资上驰援，还从两国共同的古典里，撷出贴切应时的话语，抚慰罹灾人众的心情，一时暂趋宁静。
赈灾驰援
1月中下旬，当疫情开始受到外界注目而防护设备告急时，松下电器、丰田汽车、本田技研等与华关系密切的企业，立刻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善款等。其中伊藤洋华堂（7-11便利店的经营企业）就直接向武汉捐赠了百万只口罩。其后瑞穂银行、村上财团、佳能集团、三井住友金融、资生堂、岛津制作等大企业，纷纷向中国捐赠救灾物资和善款，日本政府也运来各类救援物资。日本驻华大使馆还筹集了来自日本官方与民间的272万枚口罩、38万副医用手套、15万套防护服、7.5万副防护眼镜、CT等医疗设备和大量消毒剂，以及善款2889万元人民币等，寄付中方。其中资生堂还规划将其亚洲营业额的百分之一作为善款，捐给中国。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在其干事长二阶俊博的倡议带领之下，决定从每一位自民党国会议员3月经费中抽取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8元），作为善款，寄付中方。
日本官方、企业和民间的参与规模与力度已足令中国感激，但是更让中国民众感动的不仅是救援物资，而是在疫情蔓延的当口，日本人还及时地随着救援物资，送来了令国人一目了然、易于接受的汉语诗句，如同在寒冷冬季的露天之下，暖人心脾的一碗热汤。
汉诗古典
1月下旬，东京都运营“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的日本青少年育成协会，在寄往武汉的赈灾物资纸箱上，别出心裁地贴上在日本流行的古典汉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1300年前日本天武天皇的孙子长屋王（676-729）寄赠唐朝高僧千件袈裟时附录的四句偈语中的前两句，后两句为：“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据说，当时身在扬州的高僧鉴真和尚，正是看到偈语后才动心扬帆东瀛，布法传佛。虽然这段公案的史实根据，还有待厘清，笔者相信，如果鉴真大师真的看到过这首偈语，是肯定会动容的。
在寄赠物资上题写汉诗，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例，日本医药非政府组织仁心会等四家机构，在其联合捐赠物资上也题写汉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春秋时伍子胥为父兄复仇，攻楚入郢，楚臣申包胥赴秦乞师，乃至泣血，秦哀公为赋《无衣》三章，这是其中的尾章，意思是：不要说你没有战袍，我与你分享吧。史书记载，秦师入楚，吴兵就退了。
日本富士县寄付辽宁的援助物资上有这样的寄语：“辽宁加油！辽河雪融，富士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这“同气连枝”一句，出自南朝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而“孔怀兄弟”，出自《诗经·常棣》，其中有“死丧之畏，兄弟孔怀”之句。
相传西汉苏武有诗曰：“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同气”和“连枝”，都是指情同兄弟，在这里譬喻两国民众在文化上的连带，日本人要与面对“死丧之畏”的中国人“共盼春来”，非常合恰暖心。
日本舞鹤市政府驰援大连的捐赠物资上写着：“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是王昌龄《送柴侍御》绝句的尾联，其起联为：“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用“青山”和“明月”说事，点出共享“云雨”和“乡梓”，突出了日中两国“一衣带水”的连带感。
连带意识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个多灾的国度，其国土面积只占世界的0.28%，却承受了世界六级以上地震的20.5%，全世界15%的活火山在日本，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活跃爆发期，加上其它如台风、豪雨、大雪、洪水、泥石流和海啸等灾害频发，日本因自然灾害损失的金额占全世界的12%（2010年统计）。
自然灾害频仍的日本，自弥生时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3世纪中期）接受从大陆传来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后，逐渐形成了“村社会”，而并非对岸大陆和半岛的“氏族社会”。村社会的特点是村民们合祀共同祖先和神祇，以水资源为契机，共同运营农耕劳作，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村民的共同作业；在缺乏共同意识和守则时，就会不断发生纷争，所以村落内外的协调和融和，是村落存续的重要保证，而其前提就是村民间“利害与共”的一种连带感，即“连带意识”，一荣俱荣，一损俱衰，一种生存“共同体”精神。
当代日本人有共饮共食的习惯，传自古代的茶道、怀石料理和节令性群体祭祀活动等，本来就都是村落连带意识的具现。如今日本男人下班后，喜欢与同事聚餐，而主妇们也不闲着，常常制作点心，与其他主妇闲话家常之际共享。日本的婚礼宴席等，常常提供所需以上的食品，并备打包袋盒，以让出席者携带而归，与未能前来的家属成员共享，扩大庆贺的范围，增强社区成员的连带感。
很多日本人相信比起一己的能力来，“他力”（外力），包括外界的自然与社会力量，可能对一己的生存具有更为关键的效力。所以与其伸展或逞纵自己的能耐，倒还不如与外力协调，共同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日本国民在罹灾之余，并未堕入麻木不仁，而对邻近所遭遇的灾难，感同身受，乐于赈灾济难，因为他们自己的遭灾经历，让他们“心有戚戚焉”，而不是像韩愈所诟病的“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日本人这种对灾区和贫穷地区的发自草根民间的驰援，经常是一种持久性的运作。比如，从本世纪早些时候开始回收日本小学生的皮革书包，支援阿富汗孩子们就读，此举业已持续了十多年，超过20万只书包运往目的地。报道说这种可以长年使用的美观大方耐用品书包，让很多阿富汗家长动心甚至送女儿也去就学。
这次从民间到政府和企业的对华赈灾援助，是日本人这种“连带意识”的扩大。很多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灾难，并非只限于中国，如果失控，当然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邻国的日本必然会首当其冲。救人济人，实际上也是自救自济。更何况，我们还继承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古典，尽管山川异域，我们风月与共。
（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