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夏，巴金与三哥尧林为挣脱封建的精神枷锁，毅然走出让他俩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从成都顺江而下，来到上海求学。细细算来，迄今已有近百年了。
青年巴金
近来，我依据史料记载和个人所知，对巴金在上海的旧居进行了寻访，发现由于战乱等因素，巴金数度搬迁，住所竟达十余处之多。其中有典型海派风格的石库门，也有中西合璧的新式里弄房子和西式花园住宅。如今，有的已毁于战争的炮火，难寻踪影；有的历经沧桑，墙面剥落，门窗歪斜，岌岌可危；有的刚被夷为平地，等待开发；也有的被政府列为重点建筑而受到保护。我沿着巴金先生早年的足迹，在纵横交错的街头巷尾中寻访，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巴金手握书本匆匆而过的身影；我常常伫立在一幢幢老楼前久久沉思，感慨万端。
初到上海，
暂居景林堂谈道学舍温习迎考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街市繁华，灯红酒绿。巴金与三哥坐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上岸后便上了旅馆雇来的马车。途中，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被带到巡捕房，说他们违犯了交通规则，被罚了1.6元钱。当晚，巴金和尧林被那个码头上揽生意的人介绍到“神仙世界”（娱乐场）对面的一家小旅馆里住宿。翌日，远房本家李玉书为他们找到了一家在汉口路上离《新申报》社不远的申江旅馆。几天后，弟兄俩到祖籍浙江嘉兴塘汇镇祭祖。回上海三四天后，便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一个朋友介绍，搬进了可供食宿的虹口武昌路上的景林堂谈道学舍。因此时正值暑期，住在这里的多是些工人和穷学生，大家一起温习功课。
巴金（左）与三哥尧林合影（1923 年）
前不久，我来到武昌路寻访“景林堂谈道学舍”旧址。只见武昌路马路两旁的建筑物仍以老式的二层砖木结构为主，凡沿街的房屋都破墙开了店，一家紧挨着一家，有“老鸭粉丝馆”“炒货蜜饯店”“旺旺小吃店”，也有水果摊和发廊，店门前煤气罐、工作台上的锅碗瓢勺都胡乱地堆放在一起。武昌路连着塘沽路菜市场，经营水产和家禽的摊主大声吆喝着，地上湿漉漉、油腻腻的，杂乱无序的景象使人心烦。因门牌不详，遍寻无着，只得原路返回。这条并不算长的马路，同与之相交的四川北路的整洁、繁华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了。
听路人说“景林堂”还在，我便顺着他的指点，途经以饭铺酒肆而闻名的乍浦路和海宁路，很快就找到了坐落在昆山路上的这座建筑，它有着基督教礼拜堂标志的尖顶十分显眼。据陆建明先生介绍，景林堂是1922年为纪念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而建造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曾在此任过牧师，宋家的人也常到教堂来做礼拜。现已70多岁的陆长志还对我说，听老人讲，景林堂对面原是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现在是财经大学的一个招生办事处和居民小区。
巴金弟兄俩，就在这个条件较差但租金低廉的处所温课迎考。
住读南洋中学
发表了《一生》等诗歌
过了暑假，外地学生都去考有住读条件的学校。巴金和尧林通过考试，顺利地进入地处大木桥路中山南二路路口的南洋中学。这是中国以私人名义和财力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建校初期，创办人、校长王培孙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了一大批有着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来任教，所以历来就有“师资强、校风好”的美誉。早年，学生只有三四百名，绝大多数是寄宿生。
南洋中学负责校史工作的孙元老师知道我在寻访巴金旧居后告诉我，巴老当年在南洋中学住过的宿舍楼将要被拆除。闻讯后，我立即赶去，用相机摄下了这幢在20世纪初建造的学生宿舍楼。原来，此楼在“文革”后从南洋中学校园中被划出，归一家教具工厂作车间。由于各种原因，该厂于四年前停工歇业，如今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屋内结满蜘蛛网，门前杂草丛生。围墙隔壁是原南火车站的露天堆场，现也已荒废，成了瓦砾满地的地块。
巴金和三哥尧林住读过的南洋中学学生宿舍楼
我从南洋中学校史资料中找到一份20世纪20年代初发布的《南洋中学校章及各种教授说明》。其中“费用”一项下，有“每生每年交纳学、膳宿费一百二十元”，还有“每生自理费”包括“书籍、清洁、交通、酬给、文件、茗点、社交、灯烛”等项，每学期24—40元，每年需付40—80元，如再加上学费，那么每个学生每年所交费用近200大洋。这对一般市民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为此校方也招收了一些成绩出类拔萃的穷苦学生，减免乃至全免他们的学宿费。巴金和尧林显然是不能列入减免和全免之列的。因此，高昂的学费成了哥俩的一件烦心事。但经济困难并没影响巴金的学习和读书，在校时，他还发表了多首诗歌，其中有抒发胸中淡淡哀愁和寂寞之情的《一生》，表达对自由渴望、对旧制度控诉的《寂寞》，写远离故乡、憧憬未来、然而又没有找到出路的心境的《黑夜行舟》等。
半年后，巴金与尧林听说南京的东吴大学附属高中收费低，便从上海去了南京。在南洋中学虽然只读了一学期，但留给巴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1993年，南洋中学的第九任校长张家治等一行登门祝贺巴老九十华诞，巴老见母校来人欣喜不已。谈到南洋中学时，他连连点头，轻声地说：“啊，南洋，我记得，记得，在日晖港，龙华路……”他还清晰地报出了他就读时的校长王培孙的名字。当他得知南洋中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已久不动笔的巴老用颤抖不已的手题下了“百年树人，素质第一”的贺词，洋溢着他对母校的一番深情，同时也寄托了他对学校为国家培育出更多才俊的期盼。
天祥里小楼
与郭沫若展开论战
巴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因患轻度肺结核病，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天祥里（今永年路149弄）。与先前不一样的是，他这时已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人办了一个《民众》的半月刊，虽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难，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天祥里位于黄陂南路和顺昌路之间的永年路上，他与卫惠林、毛一波同住一楼，卢剑波夫妇住在底楼。
1925 年 8 月巴金居住的天祥里（今永年路 149 弄）
那天，我应邀陪同摄制组前往天祥里。一到弄口，立即被一群看热闹的居民围住了。可能是巴金早年在此居住的时间不长，知晓的人并不多，围上来的人尽管七嘴八舌地报出了刘海粟等艺术家的名字，但他们却忽略了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就出生在这里，更不知道80年前这里曾住过巴金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抱着改变社会的崇高理想写了大量有关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声援外国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文章，如《芝加哥的惨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东京的殉道》等，还常与非难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进行公开的论辩。1925年底，郭沫若在《洪水》第八期上发表《新国家的创造》一文，对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批评。巴金见到后就写文章批评郭，由此展开了论战。后经创造社成员、《洪水》主编周全平发表《致芾甘信》调解，双方才偃旗息鼓。其间，巴金还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有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易名为《面包与自由》）等。
康益里4号
房东的吵架声成了他的创作素材
1926年，巴金与卫惠林一同迁到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这是一条十分陈旧的石库门弄堂，巴金住在二楼。他曾在文章中谈到过当年居住时的经历：“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我无意间把这些全写下来了。”无巧不成书，我的同事沛龄兄日前给我谈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次，他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出席有关征集文献、资料的会议时，一位友人告诉他，巴金当年居住在康益里的房东是他已故的外公与外婆，外公在年轻时手头有了点闲钱和家产，便在外面胡混，常玩得不知早晚，因此深夜回到家后，外婆就像巴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时常与外公发生争执甚至吵架。
我初次到康益里时，弄堂住家见我身背挎包，手持相机，又忙于在笔记本上作记录，他们还以为是在为房屋的拆迁来作勘察的呢。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知道当年情况的人便向我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诉说巴金就在4号里居住，还指点着二楼亭子间的窗户说：他就住在这间。
1926年，巴金又搬到离康益里不远的马浪路（今马当路）居住，不久便与卫惠林一起登上赴法国的“昂热号”邮轮，踏上了三年留学之路。
宝光里的客堂间
诞生了长篇名作《家》
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后经友人索非介绍，在宝山路75号的世界语学会任函授学校教员，并在沈仲九创办的自由书店兼任编辑。他在留法前曾在这里学习过世界语，回国后，这里成了他的工作场地和暂住之所。在这里，他利用晚上空余时间，用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苏联阿 ·.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和匈牙利尤利 ·.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第二年元旦，巴金又搬到了同在宝山路上的宝光里14号楼下的客堂间居住，巴金在上海这才有了他自己的“家”。他在法国完成的小说《灭亡》开始在大型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又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没想到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五四”以来一名杰出作家。同年，他又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一书。
宝山路在闸北地界内，南连现今的天目东路，紧靠热闹纷繁的老北站，北接西江湾路，整条路呈S形，路不长，最大的门牌号也只不过800多号，但这一带遭受过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著名的“一 ·.二八”淞沪抗战就是在宝山路、同心路、天通庵路汇合的天通庵车站打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动了海军陆战队，沿闸北的宝山路、吴淞路烧杀掳掠，这里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如今，我顺着宝山路一路走去，已难以捕捉到一丝历史的痕迹，展现在我眼前的已是鳞次栉比的楼房、饭店、超市和供市民休憩游玩的绿地了。
1931年春，巴金因友人之约，开始着手撰写从法国马赛回国途中开始酝酿的长篇小说《春梦》。他一章一章地写，连载时把题目改成了《激流》，开明书店出书时又改了名，这就是后来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文字、蜚声海内外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在此期间，巴金还创作了小说《新生》。在“一 ·.二八”那场战火中，鸿兴坊75号的世界语学会被大火烧尽，宝光里14号也被一发炮弹击中。所幸那天晚上巴金刚巧在从南京返沪的火车里，得知消息后，火车又返回了南京。局势稍稍平静，巴金与索非回到闸北，从宝光里搬出了部分书籍和写《家》时用的一张书桌，还在灰烬中找到了大哥尧枚赠给他的、在写《家》时用的那支旧金笔，可惜笔套寻不着了。在90年代初，巴老把这张桌子连同那支没有笔套的“华脱门”金笔捐给了家乡成都的“慧园”，仅有的几页《家》的残稿也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1926 年巴金居住在康益里 （今建国东路康益里 4 号）
巴金从南京返回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52号看望刚从闸北逃难出来的朋友伍禅和黄之方。在他俩的鼓动下，巴金也搬到了步高里。行李甫定，他就把心中积郁多日的愤恨和感受到的中国民众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倾泻于纸上，他把原先已开了个头的中篇小说《海的梦》完成了，后刊登在由施蛰存编的《现代》一至六期上。
巴金创作小说《家》时用 过的书桌
巴金用这支华脱门金笔创 作了小说《家》
巴金居住过的步高里 52 号
在蒸笼似的房间里
重写《新生》
在麦加里居住期间
他经常聆听鲁迅的教诲
晚年，巴老在杭州养病，同样受到过鲁迅先生关心和爱护的黄源前来探望时，两人总会提及尊敬的鲁迅先生。巴金还清晰地记得向鲁迅先生约稿时的情景，他为鲁迅先生编就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而感到高兴。黄源也常在巴金面前谈道：“那时，你住在虹口麦加里，我每次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总会弯到你的住处稍坐一会儿。那时，你的精力真旺盛，一个晚上能写出一个短篇来。”巴金笑道：“现在老了，不行喽。”从两位老人的笑声中，能听得出他们对鲁迅先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住在麦加里时，巴金常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来自上海爱国女中的一位高中生的来信。她向巴金诉说她对巴金作品中的人物的同情，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苦闷之情。巴金对每一个读者的来信都认真地阅读后再一一回信，对这位女学生也不例外。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他们相约在新雅酒家见面。初次见面，她担心巴金不认识自己，在给巴金的信中附上了一张自己的近照。这位女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巴金患难之妻的萧珊。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巴金居住过的麦加里 21 号，如今尚存一排老建筑
麦加里所在的那段溧阳路已在我手中的那册新出版的地图上消失了，但我还是找到了地处四平路南边的原溧阳路地块，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空旷的工地，只见围墙内停放着大吊车、劳动车，几间铁皮工棚闲置着。据看守工地的师傅告诉我，这里正在建造轻轨，是市重点工程。也不知出自何种原因，原先一式建筑风格的38幢住宅楼群而今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幢。我从仅有的那幢小楼铸铁围栏的阳台和屋顶上的大烟囱看出它是西欧风情的建筑，但已无法想象当年周边的一些景观了，我只能根据巴金在麦加里的亭子间所创作的小说《窗下》来寻找当年一鳞半爪的感觉。文中描绘道：“我的写字台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侧头便可以看见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蓝天下是土红色的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红色的门，墙壁上一株牵牛藤沿着玻璃窗爬到露台上面。门前有一条清洁幽静的巷子。其实这地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间还隔了一堵矮墙。越过矮墙是我的窗下。从我住处的后门出去，也有一条巷子，但是它比矮墙那面巷子窄狭而污秽。墙边有时还积着污水和腐烂的果皮、蔬菜……”
1936年11月，因好友马宗融、罗淑夫妇前往文本大学任教，巴金便迁入拉都路敦和里21号（今襄阳南路306弄22号），为马家看守住宅。敦和里是一条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住房里弄，整条弄堂比起麦加里占地面积要小得多。巴金在此涉足童话、散文、诗歌、剧评、杂感及随笔，先后创作了《能言书》《给一个孩子》《死》《梦》《醉》《几句多余的话》等，还出版了童话集《长生塔》。他在散文诗《自由快乐地笑了》中控诉日军“铁蹄踏遍古城”，“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鼓励人们“宁愿在战场上作无头鬼，也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他还与茅盾一起主持了《呐喊》周刊（后改名为《烽火》），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译文》《中流》《文丛》四种文学期刊在抗战时的联合刊物，也是作家们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敌人进行搏斗的匕首。
热恋中的巴金与萧珊
意气风发的萧珊
巴金居住的环龙路花园别墅 1 号，后门正对诗人徐志摩居住的 11 号前门
在霞飞坊
完成了长篇小说《秋》和《寒夜》
1937年7月，因罗淑从广西返回上海，巴金从拉都路敦和里搬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又称淮海坊59号）。此弄面朝热闹的霞飞路，后弄口与茂名路、南昌路连接，闹中取静，巴金闲时常在南昌路上散步。
巴金居住过的霞飞坊 59 号的 2 楼和 3 楼房间
淮海坊的房子以红砖作外墙，每幢都有天井。如今，59号前门的墙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安了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著名文学大师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的字样。同样的勒石在弄内还有好几块，我所见到的就有62号鲁迅夫人许广平和26号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两位名人的纪念牌。按常规，楼上的住户都是从后门进出的。我去过几次，后门都紧闭着。一次，见门开着，征得住家同意，走了进去，经过卫生间、厨房间，就看到上楼的木楼梯了。我拾级而上，在二楼亭子间处已安了一道门，门关着，只能作罢。但上楼梯时的沉闷声响，使我想起了巴老的养子马少弥常跟我提起的往事。住淮海坊时，马少弥在楼上只要听到有咚、咚、咚上楼的沉重皮鞋声，便猜到是李伯伯又买书回来了。巴老家给他的印象是：拥挤。他介绍说，三楼临窗放着书桌，靠墙是一张铁床，其余的空间都被装玻璃柜门的书柜占去，只留下曲曲折折的狭窄过道，亭子间也成了堆书的地方。
1939年，巴金与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霞飞坊后，完成了抗战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秋》。他在为《秋》作序时写道：“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时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
1948 年，巴金与女儿小林在霞飞坊家中
在抗战期间，巴金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重庆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1946年6月，他与妻子萧珊及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从重庆回到上海的霞飞坊安下了家。年底，他又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寒夜》。
上海解放后，在淮海坊居住的巴金，应邀出访了波兰、苏联和印度，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他还两度率“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历时一年有余。后根据积累的素材撰写出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事题材作品，如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在西区的小楼里
巴金写出了《随想录》
50年代初，巴金的妹妹与继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儿子小棠的出生，原本不宽敞的住房显得更为局促了。刚巧，西区有幢小楼腾了出来，于是在1955年9月，巴金一家就从淮海坊迁入了这幢具有欧洲乡村别墅风格的花园住宅。此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解放前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后，曾做过某国的办事处。假三层，细卵石墙面，装饰简洁，南立面底层为敞廊，外国办事人员曾把它作为放映室。巴金搬来时，这里还遗有专供放映员使用的小房间。
巴金把积累多年的藏书从淮海坊运来后，三层楼上的书架全排满了，他又把花园边上的副楼也用来存放了书，最后还将汽车间改作书库之用。女主人萧珊在淮海坊就已开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住进新居后，仍笔译不止，还抽空进行俄文进修。她与巴金很喜欢屋前的这片草坪。闲暇时，萧珊在花园里种上了月季、栀子花和牡丹花，又种上了巴金喜爱的樱花、玉兰树，还设想着在草坪上安个白色的摇椅，好让巴金在花园里有个看书小憩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繁多，忙于开会、出访、迎来送往等活动，常不在家，家中的里外事都由萧珊承担着。巴金是一位从不拿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但萧珊仍把子女的学习和平时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我看到过萧珊在50年代每天记录的家庭账本，从那工整的字迹和收支分明的明细账上，看得出萧珊是一位办事极其认真细致的人。我随意摘录两则，以见其一斑：“七日，收款430元，付芾甘（巴金原名）国际书店书钱，付菜金及水果4元，付稿纸、牙膏、肥皂2元。八日，付菜金2元，付父亲购物2元，付点心1元……”萧珊不甘于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她想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些工作，同巴金商量后，征得作协领导叶以群的同意，她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不取报酬的义务编辑。其间，她为编辑部组到了许多好稿子。可她没想到，这一点竟在“文革”中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
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巴金的家数次被抄，二、三楼全部贴上了封条，一家几口只能蜗居在底楼的客厅里。萧珊为了保护巴金，自己挨了不少打。花园里百花凋零，野草疯长。尽管苦难重重，但巴金夫妇仍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巴金在事过多年后回忆道：“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曲、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萧珊最终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就带着满腔的遗恨离开了人世。
1978年，当巴金重新拿起笔写作时，在第一批写就的文章中就有他萦绕心头多年的《怀念萧珊》，由此便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不顾年老多病，谢绝了耗时耗神的各种应酬，苦苦思索，在一张简陋的小桌上，以八旬高龄完成了40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他在谈及《随想录》的缘起时说：“50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我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应当像人一样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他通过总结十年浩劫的教训，清理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说出了真话。他真诚地告诫人们：“记住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巴老家的客厅陈设十分简单，进门就是一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西墙边安放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翻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靠内走廊的一只装饰柜里摆放着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北墙的壁炉上方挂着林风眠赠给巴老的一幅鹭鸶画，厅中央摆放着一圈沙发，是萧珊在50年代搬来时买的旧沙发。
武康路 113 号巴金故居
1980 年 5 月，巴金在住宅花园里会见美籍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美国 诗人保罗·安格尔
在这间客厅里，巴老接待过很多批外国友人，也多次在此举行颁奖仪式，如逢巴老生日时，这里更成了“花的海洋”。巴老是一位淡泊名利而注重友情的人，一阵热闹过后，客厅里重又归于平静。我每次走进小院时，总能看到巴老静静地坐在书橱旁的靠椅上，手捧《巴金全集》（26卷本）的清样，面前的小茶几上堆放着稿纸、笔、工具书和放大镜等。上千万字的校样都要经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阅，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向读者早日“交考卷”，他每天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以上。当他校阅完最后一卷，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他还在卷末的《最后的话》中深情地说道：“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巴金在写作《随想录》时，常常陷入沉思之中
1985 年，巴金在寓所客厅会见英国籍作家韩素音
华东医院
成了巴老晚年特殊的“家”
1994年秋，巴老终于病倒了。经诊断，骨质疏松引发了胸脊椎压缩性骨折，需卧床治疗三个月。从此，华东医院成了巴老晚年的一个特殊的“家”了。在住院的多年中，他先后住过北楼、东楼和南楼。在北楼，他把在家里未了的工作带了进来，边治疗，边工作。在医院的小餐桌上，用一双颤巍巍的手为《巴金译文全集》（10卷本）作序跋，直到握不住笔时，才改用口述，让马少弥、外孙女端端作笔录，最后由他反复修改。所以，每完成一篇文章，所耗费的心血要比常人多得多。
在医院中，巴老仍关心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已有多年没开了。1995年春，刚上任的作协领导商定把主席团会议移到上海召开，让代表们围坐在主席巴老身边共商大计。开幕式原定在巴老病房隔壁的会议室中召开，负责会务的同志见会议室太小，无法容下会议代表和记者，感到十分为难。巴老闻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医院开会会影响其他病员的休息，就说：“我到虹桥迎宾馆大会场去！”此话一出，一道难题虽然迎刃而解，但大家知道巴老卧床三个月刚能坐起，还在恢复阶段，出了问题怎么办？医院经过研究，特准了巴老两个小时的假，并派医务人员陪同随往，为防万一还随身携带急救器械和氧气袋。那天，当巴老身穿塑料马夹、坐着轮椅徐徐来到会场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团结、鼓劲、活跃、繁荣”的红色会标映衬下，巴老坐在会场正中，望着从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微微招手，向大家致意。巴老的出席使多年没开起来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圆满，成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病床上捐钱捐书
为了“散布知识，散布生命”
巴老的活动范围虽仅限于病室，但天下事知道的比我们都多，我们笑称他是“消息灵通人士”。每天清晨，在病床上他都按时打开枕边的收音机。晚上，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边吸氧边收看“新闻联播”节目，还时常听我读书读报。他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自然灾害，就会托人到灾区的驻沪办事处捐款。我们都知道巴老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宣传，不报道”。所以，无论到“希望工程”还是慈善机构或红十字会捐款时，都不用家喻户晓的“巴金”之名。1996年，我在病房看到巴老接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专程送来的《家》《春》《秋》再版稿酬4 000元港币，一转手就交给了小林，并说：“在序言中我已谈到稿酬交给现代文学馆，讲真话是我的主张，我要说话算数。”又说：“让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起点作用。”巴老重病卧床多年来，捐款从未中止过，无论是帮困助学、地震、水灾还是“非典”，都有巴老的捐款，每年总会有好几次。2005年初，印度洋沿岸遭受海啸时，没等有关方面动员安排，小林就把刚收到的两笔巴老的稿酬6万元托我交给红十字会。我手捧一笔笔沉甸甸的捐款时，深切地感到巴老无私奉献的高贵品德已经在他的子女们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扬。
我粗略数过巴老家的大书架，约有80余个，但要问究竟有多少册藏书，那谁也答不上。巴老视藏书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晚年，他无力翻阅书本时，便开始为它们寻找“安身之地”，捐赠图书、刊物、图片等文献资料又成为他计划中的另一件工作了。1996年4月，我一走进病房，就见巴老坐在小桌前摩挲翻看着一部大书，近前一看，是俄文豪华本《托尔斯泰全集》（1912年版）中的一卷。原来，他得知上海图书馆新馆即将开馆，便托人整理出一批藏书。捐赠前，巴老又让侄孙李舒把他喜爱的《神曲》（1888年意大利版）、《死灵魂》（1900年版）及卢梭的《忏悔录》等书带到病房作最后的“道别”。
1995 年 4 月，巴金在病房内欣赏百余名作家签名的百寿图
1997年春，巴老坐着轮椅在家人的陪伴下，从医院来到开馆不久的上图新馆参观，这也是巴老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了。没过两天，他又向医院请了半天假，回到久别的家中，检看即将捐给上图的又一批图书、画册。他看过后，还嫌数量不够，我们又忙着从三楼的书架上搬了许多书下来。这下，他才点头表示满意。从此以后，巴老再也没回过自己的寓所。这两次使我难以忘怀的外出，都与捐赠图书有关。我想，巴老在近8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晚年，又用这双无力握笔的手捐书捐物给社会，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目的都和他曾为读者题下过的“散布知识，散布生命”的宗旨是一致的。
多年来，巴老与病床为伴，病魔迫使他只能静静地接受治疗，用药物维持着生命，这对一位习惯用文字抒发感情的作家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但读者始终热爱着这位老人。在病室里，“百寿图”和五花八门的吉祥物摆放在床头，千纸鹤在微风中轻轻地飞舞。在北京，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以触摸巴老手模的方式，和巴老“握了手”后走进现代文学馆参观。而我看到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贺卡。我在巴老的病房里细细地展读着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来信，美好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撼，就像2003年底“感动中国”评选颁奖会上给巴老作的颁奖词中说的那样：
“他曾创造过，他曾经真实过。他的创造和真实使他成为一个标尺和符号，所有的人都在诚恳地挽留他。忽然离去和残酷挽留的拉锯，给百岁华诞的老人蒙上了悲情和壮丽。属于一个灵魂的痛苦和属于许多灵魂的依恋交织在一起，感动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