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在追思遇难者的同时，作为地震亲历者，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前驻日大使程永华接受《人民中国》记者专访，讲述了当年危急关头下，中日各界携手共度难关的动人故事。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正在办公室。当墙上时钟指向2点46分时，楼房突然剧烈摇晃起来。只听隔壁会客室传来“啪啦”一声，玻璃杯碎了一地。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程永华很清楚：地震来了。
此时，使馆大院内已站满了馆内工作人员及家属。地面还在摇晃，仿佛要裂开一道缝。馆外，一辆辆救护车、消防车警报声大作，呼啸而过。大家面面相觑，神情紧张。
作为一馆之长，程永华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当时使馆有140多名工作人员，加上家属近300人。他下了第一道指令：立刻清点馆内人员，确保所有馆员人身安全，一个都不许漏。
直觉告诉他，这场地震规模远远超过以往经历过的。但他没想到，除了里氏9级大地震以外，最高达40.5米的海啸正扑向日本东北地区，福岛第一核电站即将发生核泄漏。人类史上首次“三灾并发”，袭向日本。
“我们不一样！”
程永华马上召集使馆两位公使及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迅速成立了紧急指挥部，启动应急机制。为保证人员安全和工作效率，全馆在使馆前厅集中办公。
当天晚上，各渠道消息显示，周边不少外国使馆的人员开始转移了。程永华召集全馆大会。他详细分析灾情，并对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最后，他目光如炬，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中国大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出机构。大浪淘沙，是金子就要发光！祖国和人民正看着我们，中国外交官决不退缩，坚决完成任务！”
没有怨言，没有异议。使馆所有工作人员马上按应急机制分工就位。11日当晚，使馆便派遣前方工作组连夜北上，赶往地震重灾区宫城县，紧急开展在日侨胞救援工作。之后几天，使馆与驻新潟总领馆、驻札幌总领馆又向受灾严重的邻近几个县派出工作组开展救援。
当时，道路破坏严重，高速路禁止通行。使馆车辆只好沿着一般道路争分夺秒北上。前方工作组成员事后告诉程永华，11日晚从东京往北开的车只有两种：一种是日本自卫队的车，另一种是中国大使馆的车。
岩手、宫城、福岛、茨城四个县有3.2万名中国同胞，其中留学生、技能实习生情况最危急，成为使领馆重点救助对象。
灾区的难民当时主要集中在各地体育馆避难。馆内人实在太多，使馆工作人员只好一边拎着准备好的馒头榨菜，一边扯着嗓子高喊“有中国人没有”。当时获救的侨胞眼含热泪地对使馆人员说：那6个字是让他们最激动、最暖心的声音。
使馆先后派出六个工作组前往灾区一线，成功救出了7000多名同胞，协调国内增派加班机帮助9000多名同胞回到祖国怀抱。
十年过去了，同胞们坐上营救大巴后的一个举动让程永华至今记忆犹新。“上车后，同胞见同胞，眼泪再也忍不住，一个个流着眼泪高喊‘中国万岁’！”
使馆启动了“三班倒”工作机制，确保24小时对外办公的同时，让馆员能够轮流休息。然而，为了抢时间，馆员们一天只睡不到3个小时，只要眼睛睁着，就不断工作。接打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负责收集信息的馆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屏幕，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求生线索。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用微信那么方便，邮件要一封封地发，电话要一个个地打。最终，使馆一共确认了约15000多人的平安信息。平均每个侨胞，我们至少打了5到6次电话。”程永华动容地回忆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为了我们的同胞，使馆上下的外交官始终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般英勇作战。”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1日当天起，使馆不断向国内汇报地震破坏程度、灾害规模、灾区受灾情况等，尽可能详细地向国内描述当时日本面临的困难。
从中央领导到各相关部门都非常关注日本的形势。3月12日，中国政府宣布向日本提供3000万元的紧急救灾援助。随着灾情扩大，中方又追加了2000万元的经济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对口友城也纷纷捐资捐物。
几乎与中国政府宣布对日提供援助同时，程永华带上使馆馆员和在日中资企业代表自发筹集的捐款，前往日本外务省。外务省官员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这是日本政府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3月的福岛、宫城、岩手一带气候寒冷，天空飘着雪花。程永华一直在思考如何为日方提供最有效的援助。在日本电视新闻画面中，受海啸袭击后的日本灾民蜷缩在避难所中，紧紧地裹着单薄的毯子，饮用水和食物也十分有限。
那位大臣心急如焚地解释道：“受地震破坏，灾区一带的加油站等基础设施全部瘫痪了。汽油、柴油等燃料严重匮乏，救援物资根本运不过去。”
对方恳切地提出：“中国能不能支援一点油呢？”
那位大臣没有等太久。3月17日，中方回复：向日本政府紧急援助1万吨汽油、1万吨柴油。
让程永华始终神经紧绷的另一件事，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动向。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日本政府一开始宣布是3级，随后提高到了7级。人类史上，只发生过两起7级核泄漏事故，另一起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根据当时日本公开的信息，福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已发生了氢气爆炸。海啸惊涛拍岸。维持福岛核电站日常运行的电源（包括备用电源）受海水淹灌，全部失灵。核反应堆完全失去控制，不断升温。若不及时降温，任由核燃料棒熔化的话，核电站很可能发生核爆炸。
日本政府做了各种尝试，但始终未能有效扭转局面。其后，东京电力公司了解到中国企业“三一重工”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长臂混凝土泵车。日方立刻提出，希望紧急购买一台长臂泵车，用于应对福岛核泄漏事故。
三一重工闻讯，当即决定将一辆原定发往别国的、臂长62米的泵车无偿捐助日本。投入使用前，三一重工应日方要求，对泵车做了改装，在泵车臂头上安装摄像头和遥控装置，以便投入福岛核电站的抢救中去。三一重工技术人员还毫无保留地将泵车操作方法传授给了日本技术人员。
“日本当时负责处理福岛核事故的大臣告诉我，那辆泵车始终不停地在福岛核电站作业，给核反应堆注水降温，解了燃眉之急。”程永华说道。
“在得知福岛核泄漏以后，使馆上下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国内增派人手，只有可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们决定完全依靠前方外交官，去完成救助侨胞、援助日本的任务。”程永华坦言道。
不放弃1%的希望
身处一线的外交官们并不是孤军奋战。3月13日，程永华前往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迎接中国国际救援队。
11日得到日本地震消息以后，中国救援队第一时间着手准备前往日本灾区支援。12日清早，80名救援队员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结待命，整装待发。其中几名队员甚至刚从新西兰地震灾区返回北京，连行李箱都没来得及打开。应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最终派出了15名队员赴日救援。
抵达羽田机场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向使馆询问了基本情况。对于福岛核事故的潜在危险，队员们只字未提。
救援队马不停蹄地从羽田机场，直接乘坐日本自卫队的直升机，前往岩手县大船渡市——当时受海啸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为方便与日方沟通协调，使馆派遣了外交官随同救援队北上。抵达当地后，救援队每天早上6点半出发前往受灾点搜救难民，晚上6点回到营地，交流、汇报当天情况，直到晚上12点才休息。
营地设在当地学校小操场上。队员们搭个小帐篷，吃方便面，裹着睡袋，席地而睡。
没过多久，救援队发生了断粮的情况。由于道路阻隔，气候恶劣，使馆物资补给一度陷入困难。救援队只好在救援空隙，前往附近超市购买饮用水和食物。
超市老板一听说是中国的救援队，三下五除二地装了四大箱食品和矿泉水，塞到救援队手中，分文不收。老板用蹩脚的中文万分感激地重复着：“你好！谢谢你们！”
200公里外，福岛核事故的危险正一天天地逼近救援队所在灾区。救援队却提出，希望继续留在大船渡市开展救援活动，哪怕有1%的希望也决不放弃。
“他们告诉我，还想再做一些工作，哪怕多找到一具遗体，对于遇难者家属也算一个安慰。”程永华回忆与救援队员的沟通时谈道。
在奋战8天7夜以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成为最后一支撤离大船渡的国际救援队。
互助的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卸任回国的程永华在国内见证了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互助佳话。在他看来，中日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大灾大疫当前时，两国的互助合作是最能解燃眉之急的。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到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16年熊本大地震，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回望21世纪头20年里，中日在疫情下的‘同舟共济’绝非偶然。两国其实在防灾、防疫方面业已形成了邻国有难、驰援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程永华指出。
放眼后疫情时代，中日之间仍存在一些矛盾与分歧。重要的是，两国如何将疫情防控中积累的“搁置分歧，精诚合作”经验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当中去，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互助精神发扬开来。
“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一带一路’合作，中日之间潜力巨大。两国可以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出更多贡献。”程永华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