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编者的话：截至27日，印度卫生部报告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连续第6天超过30万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昨日的统计显示，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达1763.6万例。这些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26日对CNN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报告数字的20倍至30倍。印度医疗系统已几近崩溃，殡葬业正超负荷运转，这些都意味着不断有生命逝去。真实状况比人们预料的更糟糕吗？斯瓦米纳坦的“估算”令人不寒而栗。国际媒体进入了有关“印度何至于此”的大讨论，除了变异毒株的出现，造成病毒快速传播的“人为”因素同样备受关注。莫迪政府处理疫情的态度、做法因此受到一一审视。相比于第一波疫情，《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在第二波疫情中的生活和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听着身边传来的噩耗，感觉疫情距离自己更近了。
前两天，印度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宣布，该市封锁措施延长一周，直至5月3日5时结束。这是《环球时报》记者第二次感受印度式“封城”。去年3月25日至6月30日，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相比而言，德里此次的限制措施不如去年全国封锁严格。
记者生活在德里南部第二使馆区内，供应基本生活用品的店铺仍正常营业，只不过门口拉起了长绳，不允许顾客进店，但可以将需求告知店主，由他“帮助采购”。不过，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社区居民更倾向于采取“电话购物”方式——通过打电话或发信息说明自己的需求后，店主派专门的工人送到家门口，届时再付钱。虽然这种方式不免要多给工人一些小费，但现在这种时候，这点“小钱”对大家来说都不算什么了。
“由于疫情原因，我几乎一年没去学校露面了。”住在《环球时报》记者楼上的邻居马奈斯基在班加罗尔大学担任教职。他跟记者分享了自己在“封城”期间的生活经验：“不着急用的东西可以在亚马逊、大菜篮等电商平台购买，如果是急需物品，最好还是在社区购买。现在德里封锁，物流运输很慢，大电商平台已不再提供‘次日达’服务，有时候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送到。”
记者住处附近的德里市政公司直属管理的公园都已经关闭了，这些地方原本是社区居民最钟爱的散步、锻炼之处。不过，往日在公园里最常见的几个“熟面孔”并没有因为“封城”而放弃锻炼，他们将运动场所转移到社区内的街道。记者曾抱着“错峰出行”的想法，在晚9时之后出去跑步，但大家似乎想到一起去了，仍能经常遇到以前的“跑友”。见面时，彼此会点头致意，但都坚守绝不摘下口罩的“默契”。
使馆区内，本地居民和外国居民的构成大致“六四开”，整体而言，大家是比较遵守防疫规定的。对于富人的谨慎，马奈斯基套用美国非裔抗议运动时“黑命贵”的说法，称之为“富命贵”。他的大舅哥也住在本社区，拥有一座三层小楼，是个亿万富商。“他家里每天至少消毒三次，每次去都能在楼里闻到消毒水的味道，”马奈斯基告诉记者，“从3月初开始，他就不去写字楼上班了，在家远程办公。”
巴万也“住”在同一社区，他在街角有个菜摊，将自己的家也安在那儿。每天早上5时，巴万起来摆摊、备货，6时半左右就有人光顾。相比那些“从头武装到脚”的顾客（比如戴面罩、护目镜或手套），巴万的防疫措施就显得非常简陋了——仅戴口罩。4月底的德里，白天最高气温能到40摄氏度，戴着口罩叫卖，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所以巴万经常将口罩拉到下巴。“这样能有保护作用吗？”当有人这么问时，巴万便下意识地向上拉了拉口罩，笑一笑，但不说什么。
不只是巴万，在这座被疫情恐慌笼罩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人正艰难地生活。当Zomato（印度餐饮电商平台）的外卖员库马尔将麦当劳送到记者手中时，他反复地叮嘱道：“五星，好评。”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如今印度每天新增病例仍在30万左右，在此背景下，“向中国学习经验”又成为印媒讨论的话题之一。《印度快报》日前刊文说，印度可以借鉴中国充分利用基层防线抗疫的经验——居委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实印度也有类似居委会的机构，在大城市是社区委员会，在农村一般被称为“五老会”。去年11月底，《环球时报》记者楼下的邻居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最早介入的就是社区委员会。他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记者取得联系，告知相关情况和注意事项，事后还进行过一次登门回访。确诊的邻居老太太平日深居简出，自搬过来住后，记者跟她没见过几次面。社区委员会人员说，这种情况不算密切接触，所以记者不必隔离，也不用进行检测。
客观地说，社区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但回访过后就没有下文了，记者不知道邻居老太太是否康复，也不清楚是否还有邻居感染的情况，着实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社区委员会人员登门回访时拿的名册上，写的是记者为方便当地人记忆而使用的英文名，并非护照上的中文拼音。这不禁让记者怀疑，若自己确诊，他们岂不是都无法追踪到真实身份？那么这种备案记录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询问记者，当前疫情与去年几乎同时期的第一波疫情有什么不同。在记者看来，那时候受冲击的大部分是较底层民众，记者更像一个远距离观察的记录者。而这一次，社会各阶层遭受了“无差别攻击”。有些人一个月前还跟记者相谈甚欢，但突然间，就传来噩耗。正是因为如此，记者感觉第二波疫情离自己很近，特别是当地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其亲人从感染到离世只有短短数日，但自己能做的只是束手无策时，他们的啜泣声让记者更像一名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