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第二章 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基本矛盾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西化倾向的后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一般不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全面转向西方理论和方法。表现在经济学领域，总的倾向是庸俗经济学泛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必然后果，导致经济学研究内容表层化、局部化、微观化，去政治化，回避生产关系研究，更回避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内部联系的研究揭示，满足于对“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习惯于用西方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观察和描述国际形势的表象，对于世界的发展方向和新的重要趋势的基本面疏于了解，把握不力，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社会发展进程缺乏科学预见，甚至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和分析(例如对美国金融海啸)，于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许多表现和必然结果都似乎变成毫无来由的“突发事件”;也由于新老自由主义思潮的长期渗透，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意识、安全意识，对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思想上毫无准备，理论上不能回答，实践上疏于防范和应对，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如近年来引起中央高度关注和社会强烈反响的国家安全问题、金融问题、转基因问题、粮食问题和卫生防疫问题，等等。从经济学领域看，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素养不足，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长期训练使得研究者、教师和学生的知识和视野狭窄，思路逼仄，特别是价值观、立场、思维方式、理论工具以及话语系统等全套美国化，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程度地受损，不仅导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吃亏上当而不自知，难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长期以往会侵蚀民族精神文化，导致某种蜕化，最终可能酿成地缘政治灾难。这方面俄罗斯是前车之鉴，日本2011年日本发生的这场由特大地震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与日本长期以来演变成一个“低智商社会”(大前研一语)有内在的联系。
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一切内外战略和政策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依据。
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人类社会本身。20世纪至今，人类社会仍然处在一个总体上走向衰落、几经破碎而又几经修补，终于走向衰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过去说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现在看来不算离谱。研究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代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复兴，历史进程再次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意义。在经历了20世纪的几番世界风云变幻以后，就今天应有的历史眼光来看，列宁在1906年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历史地位)的基本论断，仍然是正确的，不过是后人被历史的浮云遮了望眼，发生了错觉。对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没落过程，百年真的很短。当代帝国主义已经从金融帝国主义发展到生态帝国主义，已经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发展到反人类。20世纪90年代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表现为生态掠夺、污染输出和生态帝国主义战争。将一切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结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已经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共识。而在当代人类危机深重条件下，生态帝国主义必然走向反人类的深渊。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再说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少生命力，在西方国家也已经没有多少听众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到空前程度的社会心理反映，在社会成员心理上亮起了红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早已指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的没落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随之进入最后的崩溃时期，其政治标志在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将种族对决公开化(其理论表述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主张的“垃圾人口论”，指现存人口的80%属于“垃圾人口”)，这种情况导致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人为的巨大战争和地缘政治灾难风险。为此，更需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按照马克思的概括，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但形式有所变化。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指出：“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5)(《程恩富会长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开幕式上的致辞》)其实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范围更广，程度更加深化，更加具有危险性和全人类的毁灭性。这里所说“当今”，似可用“当代”替换。“当代”的含义，一般是指二战以后，所以这里的分析不免要向前追溯。
(本节的统计数字、资料和部分论述受益于(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资本主义》，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未便一一注出，特此说明)
为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战后西方持续1/4世纪的黄金发展时期(Golden Age)，实际是由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国家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调整和战后科技创新引领的一个长经济周期。战后科技革命的大面积技术突破，推动新兴产业和整个产业结构变革，带来普遍的高额垄断利润，阶段性地扭转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战后至70年代初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平均利润率在12%以上)，加以发达国家长期推行阶级调和政策，内需提高，迎来了一波普遍的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战后西方国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改变(如城市化继续发展和移民潮)也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从全社会看，生产扩张，消费提高，商品的价值实现相对顺利，进入资本主义长周期的良性循环。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福利国家建设，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支撑起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消费社会：高福利保障消费，银行借贷刺激消费，国家财政补贴消费，媒体广告忽悠消费，社会思潮鼓吹消费，发展到全社会疯狂消费，透支消费。凯恩斯主义将消费需求的刺激和管理发展到极致，实际上罗斯福新政和福利社会是向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经验学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配和消费环节注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素，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服务，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形，拉长了繁荣，推迟了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饮鸩止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普遍陷入滞涨。
从生产力方面看，战后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之一的微电子技术突破和石化工业革命，为信息产业兴起和随之而来的整个产业结构革命奠定了基础。石化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炼油产量，由每桶原油提炼50%提高到90%，还可以提炼出汽油、柴油，可以与天然气化合，转化为塑胶、人造革、人造纤维等消费品。石化工业的飞跃发展对消费品生产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日常生活，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对能源的消耗量。1947-1972年，世界能源消费量增长了2倍，同期石油消费量增长了5.5倍。其中日本石油消费量增长率居世界第一，增加量为战前的137倍，从每天3.2万桶增加到440万桶。新技术突破转化为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为风险投资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由此刺激全社会资本流向新兴技术和产业，一波又一波的投资浪潮，不断推动新技术的遍地开花，产业结构的全面翻新，为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消费领域和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带来巨大变化。微电子技术引领信息产业和整个产业结构革命，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电力、汽车和石化工业才真正成为深入社会生活领域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才有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的空前发展。但是，这一切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相应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使发达国家进入新的真正的繁荣，而是在经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步入长期衰退。滞涨终结了西方战后黄金时期，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1973年石油危机为标志，发达国家进入了以滞涨为基本特征的长期衰退和泡沫经济时代。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但是一旦技术扩散，为其它企业、部门和国家所采用，超额垄断利润就会消失，于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会重新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后，滞涨导致失业增加，需求降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激化，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矛盾激化，商品资本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资本，大批企业破产，大量资本退出实体经济。
滞涨条件下发达国家巨额剩余资本转化为金融投机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虚拟经济疯狂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和重要原因。
在这个阶段，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美国带领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拒绝再从基本面进行调整，而且随着苏联衰落和社会主义运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进入低潮，总之，随着东西方政治均势开始向西倾斜，美英推出反劳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这既是将冷战推向高潮即推翻苏联帝国的历史决战，也是垄断资本推动一场隐忍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反攻和经济倒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导致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世界各种矛盾特别是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急遽尖锐化和复杂化，也加剧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个重大机遇。
滞涨表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为生产力发展所释放的空间已经缩小，而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日显。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综合危机明显激化，东西方政治平衡开始向西倾斜，在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看来，他们不仅没有必要像罗斯福新政那样去向劳动做出让步，从社会基本面去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必要再担心发展中国家跟着苏联跑。恰恰相反，他们对全球危机特别是资源生态危机的战略反应相当迅速，试图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冷战(俄国学者称之为针对苏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升级为美苏对决，以便击败苏联，为独占世界剩余资源开辟道路。这一时期，与冷战升级相适应，美英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西方跨国公司掀起了又一轮全球扩张高潮，在生产关系的技术层面，也就是在与生产力结构、布局、组织、制度、企业管理等等领域相联系的层面，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根据全球化战略的地缘政治需要，进行了从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既是对生产力的调整，也是具体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同时在生产关系的基本面如所有制领域，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在再分配领域，实行了大规模减税政策，主要是为富人减税;在初次分配领域，工资增长明显减缓而利润增长加快。这种对生产关系在技术面和基本面的双向调节，前者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后者实际上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为当时条件下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所掩盖。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来说，全球政治形势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相反，对国际垄断资本有利，而迫使全球臣服于“影子政府”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非西方文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别无选择”(英国撒切尔夫人语)。
总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西方国家持续1/4世纪的经济增长，其中以美、日、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为最，高社会福利、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美元自由兑换基础上的世界货币信用相对稳定、国际汇率相对稳定，使西方国家一度似乎彻底摆脱了斯大林所概括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阴影，表现为空前的经济社会繁荣，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空前提高。这是战后和平主义、修正主义、绥靖主义思潮泛滥的世界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与此相联系，美苏高唱战略缓和，实际上由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也由于苏联经济遭遇发展方式和体制约束，国际政治的基本态势从“东风压倒西风”逐渐转向美进苏退和西进东退。中苏分裂和“布拉格之春”(1968)以后，东西方军事政治的战略平衡开始打破而向西方倾斜。但是美国由于国内滞涨和外部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等原因，也加速了其衰落的趋势。
总起来说，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熬过了最危险的三十年代最严重的世界经济政治危机，并在战后获得一个经济发展黄金期，进而赢得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前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后者(冷战)表现为“和平演变”和国际阶级斗争，实为20世纪一场最大的军事和非军事地缘政治对抗，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掩盖下的“文明冲突”。19世纪末以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殖民战争、奴隶白骨和劳动力萎缩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为基础，人民群众无福利可言。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迫使垄断资本开始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作生活福利条件。进入30年代大危机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的压力下，为了防止革命发生，乃有罗斯福新政和西方福利国家政策以及战后中产阶级的兴起。二战结束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如日中天，东风对西风的压力巨大，发达国家被迫继续从社会总资本的剩余价值中分割出比以往更多的部分，在国内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以换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防止革命，也试图以此赢得冷战。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急遽变化，国际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全球野心再次暴露，面孔也日益狰狞，胃口愈来愈大，牙齿愈来愈锋利，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总体上更加严峻，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发生大面积沦陷。
战后科技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续命汤，但这是以西方国家一再调整生产关系，吸收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容纳生产力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从历史进程看，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变革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西方国家早就在暗中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只做不说，不仅如此，还在理论上政治上对其极力诋毁和攻击并加以妖魔化。这方面，有时候是历史推着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走，如罗斯福新政;有时候是历史拖着也不走，打着走，如1917年苏维埃俄国的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胜利;有时候是历史拖着、打着都不走，硬是倒退着走，如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据认为，现在人类有处于新一轮重大科技革命的前夜，信息经济和未来新技术革命是否又会给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碗续命汤?很多人寄厚望于此，需要对现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分析。
(1)信息技术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影响
当代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技术创新，就是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兴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加速了财富的涌流，也创造了新兴产业，并成为主流产业，且不断地衍生出一系列分支产业，不仅改变和颠覆了产业结构，而且将所有传统产业和非传统产业即全部产业结构置于信息产业之上，使其成为经济结构的基础，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和物质基础。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已经无所不在，不可或缺，所以信息经济本身的创新和发展，“就意味着所有其它传统产业与其总体结构就会即刻受到全盘性、根本性质的冲击和转化。资讯经济本身的发展，就同时是其它产业结构的全盘转变;所以在九十年代资讯科技革命、资讯产业成为主流产业后，今日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资讯经济新的运作基础上进行了。”((7)((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资本主义》，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9页)不仅如此，信息经济还被认为是未来几十年的主流发展模式，称之为“新经济”。(8)(信息经济有不同的表述，如数字经济、新经济、网络经济，等等。需要区分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三个概念。三者的含义有重合，却是不同的范畴。信息技术比较单纯。信息产业系指“与信息技术有直接关系的特定产业，如各种软硬体资讯商品的设计、制造与服务。”信息经济则指“将资讯科技、资讯设备作为必要的运作工具，而应用于其它非资讯科技产业的传统产业上(包括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即以资讯的整合与专业知识的运用，来作为其产业获利的主要源泉。”以两者的逻辑关系而言，信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涵盖了信息产业。所以，对三者必须加以区分。参见(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资本主义》，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9页)
信息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起跑线和实现跳跃性发展、实现赶超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手段。技术进步有利于节约成本，信息技术更是如此。刘易斯(1999)据此提出“零阻力经济”(friction free economy)概念。其主要论点是，在网络经济的企业经营模式中，总成本(包括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可变资本)几乎是既定的，不会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发生实质性增长，而它所提供的商品的使用者愈多，单位商品的成本就愈低，单位商品的利润则愈多，即产量愈高，利润率就愈高。这是信息经济与以往时代不同的一个特点，有利于提高利润率。对单个企业如此，对全社会而言，客观上也就有利于缓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资本家有利，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后发国家，也提供了借鉴的条件。例如在某些管理型行业，如大型零售商业。
(2)信息技术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
这里需要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前者指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后者指具体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运行制度。
在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关系层面，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20世纪80-90年代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力方面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层面的深化。例如，信息经济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所带来的新的脑力劳动获利模式、全球网络化的运作管理模式，有利于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扩大再生产，缩短再生产周期，提高剩余价值率、社会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效率。又如，全球信息网络极大地改变了资本流通的速度，造就了金融公司帝国，信息不仅愈来愈成为经济要素，改变着劳动分工和产业链、利润链，而且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利润来源，也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国际政治权力资源要素。再如，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具体说在全球商品生产和国际物流(货柜的陆运、船运、空运等)、服务品质、标准、认证方面，甚至包括商品价格的优势，都是通过全球性信息网络的革命，也就是借助于光纤电缆、通讯设备的飞速发展实现的。与之相适应，作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的统一的世界市场标准和规范，世界贸易条件和解决贸易争端的全球机制即WTO的建立，无不体现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利益，亦即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条件下都得到飞跃性发展。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挟信息经济而来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和内容，是建立了全球市场统一的运作规范。这些规范代表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最大的那些跨国公司的利益，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渗透其中，如WTO，知识产权制度，等等。所谓经济全球化过程，也就是全球总资本运动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借助信息技术发展，以空前巨大的能量榨取当代愈来愈多的由抽象劳动创造的利润，由此形成了全球市场更加不平等的结构。“在全球一致的市场标准下，全球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资源，如今都是在共同的市场准则下来被筛选出来，以达到(对总资本而言——引者)全球最佳的利益配置。这个全球化的市场，贯穿了资本主义总体运作的所有领域和环节，它包括了全球生产原料的取得，不同商品生产的全球分工，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劳动力，在全球流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运作。资本主义全球市场机制的运作，简言之就是针对世界各地区不同的社会资源，跨越了时空的障碍，在全球化市场标准下，经过精确挑选(包括严格排斥)后，以西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建构出来的全球资本运作网络。”(9)((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资本主义》，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4页)其中起决定作用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是核心地区的国际垄断资本。尽管如此，由于总体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实力的衰落和新兴国家力量兴起即世界格局的演变，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前者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力量实现赢家通吃，而且现有的世界游戏规则正在被陆续突破，居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地区的资本虽不免受制于核心地区的国际垄断资本，但是事实证明，只要勇于竞争且善于竞争，可以大有作为。
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面，也发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大大提升了当代脑力劳动的效率，极大地改变了活劳动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例，从而带来剩余价值生产的革命性变化，并使剩余价值的分配有利于前者。
其次，脑力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和贡献提高，直接大幅度提升了商品的价值和利润，这是信息经济与以往现代经济的最大区别。所以当代工人阶级的概念需要修改，其外延已经扩大，一般白领也是工人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其中少数上层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或接近资产阶级，而其广大中下层成员属于劳动人民范畴。近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正在大面积塌陷，即社会结构重新分化，许多人重新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
再次，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创新即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但是金融本身不创造价值，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个原子。当代金融创新伴随着虚拟经济超速膨胀，扰乱经济秩序，酿成严重的灾难。这些不是信息技术本身的罪过，但是信息技术为资本逐利的本性所利用和驱使，其结果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最后，信息技术和当代生产力发展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体系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体系转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条件。
上述信息经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层面的影响，实际上无不要求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其政府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面进行制度性根本变革。但是，由于没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造成的内外部政治压力，也没有战后东西方军事战略均势下的政治压力，美英等西方国家不仅拒绝进行这方面的进一步改革，相反推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频繁发动战争，又搞出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实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体系面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孤注一掷，进行一场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赌博。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度的资本积累，巨额剩余资本转化为金融投机资本，不仅刺激金融市场急剧扩大，推动金融创新畸形发展，而且生出基金“恐龙”，翻江倒海，反过来刺激更多的投机活动，拼命追逐高额利润，而由于金融活动不创造一个价值和财富原子，金融创新终于走上诈骗道路，酿成金融海啸。其本质是过度积累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的赌博经济(泡沫经济的本质是赌博性政治掠夺)。在实体经济领域，利润最大化要求生产最大化，生产最大化要求消费最大化，否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症结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但是垄断资本集团不想治本，于是先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支撑了三四十年，出现滞涨;再用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扩张(金融创新是扩张的一种方式)来刺激扩张，人为制造“‘有支付能力的’(泡沫)需求”，终于搞出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泡沫消费本质上是无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当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充斥着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战争危机、生态危机、核危机、女权危机、人的异化、普遍的社会道德堕落、精神迷茫、军事和非军事的地缘政治灾难(屠杀和自杀)。在资本一面，实际上已经走投无路;在劳动一面，当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成本较高，但全球政治觉醒迅速发展，整个来说，世界政治形势的根本演变尚在蓄势之中。
这样，信息经济条件下全球社会生产力的急剧扩张和空前社会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日益僵化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空前激化，它集中表现为，在剩余价值规律无所不在的作用下，科技愈是进步，愈是导致现代社会高度商品化和高度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是社会分裂和全球分裂;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人类社会中物质日益排斥精神，人的心灵和思想日益枯竭化，人类的社会行为日益突破道德底线而野兽化，人类的羞耻心日益完全为功利心粗暴地取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失范到空前惊人的程度，最后搞到穷国、穷人绝望，富国、富人也绝望的程度。如美国搞出金融海啸，表明某些势力政治上其实绝望，政治上绝望就拼命搞钱，搞到钱还是绝望，面对全球危机，政治觉醒，就铤而走险，搞种族对决，最后将可能导致同归于尽。这原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只不过马克思和列宁当年还没有出现当代花样翻新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灭绝人类的各种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资本积累的后果还没有发展到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灭顶之灾这样凶险的程度。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这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于这个基本事实，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认同，而且世界各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也都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程度应当作出怎样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是一切政治和外交战略、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对此，笔者的基本判断和观点是：第一，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激化到极点，导致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世界政治新时代，其标志是世界主要矛盾已经从“主义冲突”上升为“文明冲突”，或说20世纪被“主义冲突”所掩盖的“文明冲突”压倒了前者;第二，全球“文明冲突”形式上是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展开，但其核心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鉴于中华文明是与西方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主要地缘文明主体，中国是中华文明主要的地缘政治载体和当代国家政治主体，于是中国成为西方“文明冲突”的主要对象，中美关系处于世界新时代矛盾的中心;第三，西方发动“文明冲突”的目的是“冲突”掉非西方文明体和“减少”世界人口至5-10亿，所以即使中国有人想改变价值观或一切顺从美国也丝毫无济于事;第四，世纪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演变将决定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地缘政治营垒和21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地缘政治主体和世界新秩序的架构。
这里在第一章地缘政治分析基础上，对现阶段国际政治形势的若干基本特征再加以进一步分析。
(一)全球范围内阶级斗争重新激化
纵观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周期大体上与世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相联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从全球看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斯大林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下，从19世纪末到罗斯福新政乃至到战后福利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因素，实行阶级调和政策，缓和阶级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不仅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最困难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而且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了欧洲复兴，赢得了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阶级调和政策和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导致中产阶级膨胀，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社会结构，极大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和阶级意识，加以国际间冷战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形势转入低潮，造成了新自由主义历史倒退的极佳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田园诗般的牧歌背后，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新自由主义对各国(包括本国)劳动人民发动的一场新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反扑，在阶级淡化、劳资两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赢口号下具有表面上不那么赤裸裸但实质上更加凶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性质，因为这场斗争具有阶级斗争和种族对决(“减少”人口)的双重性质。这种阶级斗争与种族冲突双重性质的矛盾激化在当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恐怖主义，与我国反恐斗争所说“三股势力”不是同一概念)。正如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说，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是贫困，这是不容置疑的。换言之，当代高度发展的全球两极分化是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但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参与者不都是穷人，却主要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这个前所未有的国际政治现象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在当代引起的地缘政治反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仅苏联东欧集团解体，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彻底结束(从70年代滞涨已经开始)而走向崩溃，而且美国霸权迅速崩解，于是不仅全球阶级斗争重新激化，而且由于西方发起“文明冲突”即种族冲突也急遽激化，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最后的崩解时期，人类社会形同被国际垄断资本绑架，其存续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仅就世界经济领域而言，所谓产业链、利润链和国际分工领域的斗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合作领域的“摩擦”，主要反映的是南北分裂，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本质上还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反应。当代人类社会诸种危机深重，人类社会的分裂、动荡和堕落，主要根源在于不公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反全球化运动、乌拉圭回合、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运动等等，都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社会领域的各种斗争，例如在争取社会公正、平等、安全、自由、民主、人权、尊严、生存、健康等等口号背后，更不必说在所谓“文明冲突”背后，掩盖不住的仍然是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有关国际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代表西方利益的“三位一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多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工具，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问题的本质长期以来被全球化运动人为渲染的玫瑰色掩盖起来，近年来被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例如最近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资参股容易，争夺话语权困难，其实都是南北矛盾的反映，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更残酷，因为涉及的利益更大。又例如2011年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位置的争夺，从其过程波谲云诡(如卡恩事件)，险象环生，其争夺的激烈程度都是金融危机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也是美欧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
阶级斗争重新激化在发达国家也有突出表现。近三十年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资本主义中心都大幅度下降：1980-2006年，这一比重在美国从64%下降到60%;在欧盟欧盟十五国从74%下降到63%;在日本从70%下降到58%。(10)(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这种情况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恶化了中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同时发生财富向社会顶层集中和社会重新分化的进程。对此，德国经济学家克瑞斯塔·鲁夫特分析道：“金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泡沫不断堆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财富由底层向顶层，由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再分配。当泡沫破裂，付出代价的是工薪阶层和公共部门。因此，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面临社会再生产、社会整合、民主认同和安全等方面的危机。气候变化、能源战争、恐怖主义、从民主向寡头的转型、阶级分化、新的种族主义等将不可避免。因此最终将导致一场文明危机，并形成更为严重的野蛮文明和权势阶层，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11)((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他还指出，目前“危机的解决方案中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如此反复循环便会演变成为一场大灾难。然而，危机也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秘密：市场社会并不存在;人民不是自己劳动和自身存在的主人;长期发展需要长期的所有者(持股人的经济民主);生产、运输和生活方式的生态革命不可避免;帝国主义工程不只是导致泛美化，而是导致新的战争;等等。”(12)(同上)鲁夫特所分析的过程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后果，而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主流思路并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框架，所以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导致一场严重的文明危机和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灾难。
总之，信息经济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表明信息经济只是将人类生产力发展推进一个崭新阶段，但并非有些学者谈论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在生产力方面，资讯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全面刷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这次金融海啸再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明显地容纳不了也驾驭不了信息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力，信息技术条件下资讯流通的速度推动着全世界的政治觉醒正在加速，它所要求的全球剩余价值共享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压力更加难以阻挡，西方通过玩弄贸易和金融把戏剥削和掠夺世界各国财富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等等。因此，正如2008年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社会充满恐惧，其实主要是垄断资本集团恐惧，连布热津斯基在《大博弈》一书中都恨铁不成钢地骂美国这些寡头们无知、近视、寡断和不知进退。可见，信息社会只是空前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使得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政治时代，即全球参与和全民参与的政治时代。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事实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这个入口，但主要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不想入，受其拖累，整个人类社会硬是入不进去，已经入进去的也发生倒退，如前苏联东欧地区。这个帝国主义时代被延宕了差不多一百年，拖累人类社会如今已经接近毁灭的边缘。
从欧洲左翼思潮的新动向可以可以窥见今后阶级斗争的形式将有所不同。克瑞斯塔·鲁夫特指出：“用于拯救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资金表明根本性的方向转变是可能的。只要愿意，征收银行、国有化、大笔开支以及全球合作等都不是问题。”他说，社会力量应当联合起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联合起来共同实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将根本性改变提上日程。而反霸战略的中心应当是生产的新社会和生态形式、新的生活方式、自由和安全的社会发展、太阳能革命、向保护环境型再生产过渡以及以统一为基础的全球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中上层联盟相对应，我们应当发起所有中下层联盟来实现联盟：它将联合贸易联盟、环境组织、社会运动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力量来对抗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破坏性大技术来谋求全球社会权利。”(19)((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变革的成本、资金从哪里来?他认为，“消除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动力并克服私有财富的过度积累能够为联合过程中的转型活化资金来源。现阶段200万亿美元的私有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巨大的利用和分配压力。如果说需要向这些财富支付一个百分点的真实利息的话，那么全球生产总值的4%将支付给这些不做事的全球富翁们。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对这些全球财产征收的年税可达2万亿美元。德国左翼政党要求对超过100万欧元的私有财富征收5%的税金。”(20)(同上)他说：“目前的危机是将风险转化为发展社会一致性潜力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终结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并发起全球变革的浪潮。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可能会导致野蛮权势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最终使全世界走向统一。这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21)((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从全球政治觉醒的程度看，西方国家左翼的认识水平较高，组织和行动能力不足，这方面有待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演变而得到加强。
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早有结论，就是要埋葬私有制。但是实践上没有完全解决，后来历史曲折，社会主义运动煮了夹生饭，新自由主义猖獗一时，导致阶级矛盾重新激化。康德拉季耶夫基于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个由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斗争决定的政治-经济周期，或称政治-经济长波，现在是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政治-经济长周期消失，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又一轮政治-经济长周期正在到来。问题在于，人类社会用以解决自身内部问题所浪费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已经相对太少了。
(二)“文明冲突”掩盖下的种族对决，亦即“第四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白热化的表现
(三)西方文明引领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终结
进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一个比“主义冲突”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西方文明引领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终结。这对美国霸权来说是最致命的，“文明冲突”掩盖下的种族对决提上日程，不过是图穷匕见罢了。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引领的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全球金融诈骗，这一点为西方许多著名人士所公认，巴菲特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惟妙惟肖，相当深刻。换言之，它是金融战即全球地缘政治战争的一部分。包括这次美国引爆金融海啸在内，其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崩溃。当代无数事实表明，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已经破灭，工业革命以来由西方文明引导人类的历史已经被宣告终结。在北约轰炸利比亚进入复杂胶着状态的背景下，2011年5月奥巴马总统在伦敦高调宣称，西方仍然在领导世界。这件事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用战争来“领导”，还叫领导吗?在西方文明引领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终结这个大背景下，信息技术带来信息传播革命，使得主要是非西方文明世界的全球政治觉醒进程空前迅速。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共济会这种存在了几百年的秘密组织及其秘密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内幕”，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一经互联网和出版界披露，地球人都知道了。尽管西方从殖民主义时代就高扬种族主义旗帜，几百年来也没有达到灭绝有色人种的目的。这一轮“文明冲突”，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着手战略实施，占了先机，而有色人种国家基本上都长期蒙在鼓里，直到最近才有所知晓，而且除了俄罗斯举国上下都已经清醒以外，许多国家仍然浑浑噩噩，迷迷糊糊。近年来中国有所警醒，但是还很不够，社会氛围基本上仍然陶醉于太平盛世之中(流行歌叫“赶上那盛世享太平”)，但是毕竟社会觉醒的过程已经开始，而且发展很快。这是与党中央强调“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十七大报告语)分不开的。中国人相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畔(叛)之。亨廷顿清醒地地看到全球西化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他所说的现阶段世界政治中出现按照文明进行地缘政治集结(抱团)的趋势，其实是非西方文明体在寻找自我拯救的途径，普京说得最直白：“谁软弱，谁就先死。”在21世纪全球政治觉醒条件下，西方某种势力试图最后“冲突”掉所有其他民族，建立世界政府，独占地球资源，这种极度疯狂的全球地缘政治目标真的能够实现?连他们自己都不自信。
种种事实，证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激化到极点，已经不是危及人类社会生存，而是人类面临哈姆雷特选择：生存，还是灭亡?共济会等组织体系、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内幕”浮出水面，是这一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表现。至于那些极少数西方政治狂人选择消灭90%以上的人类，只留下5亿盎格鲁-犹太精英人口，虽说是一种梦呓，却需要极度认真对待。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不可以调节，而且向左调整，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左调整，纠正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向社会主义举步，都有巨大的空间。但是在现阶段地缘政治条件下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拒绝向左调整，并且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可以“右满舵”，沿新自由主义道路继续狂奔，从而将各国带上悬崖。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阶级本性了。现实是，在人类诸种危机并发以及濒临大规模生物武器战争与核战争边缘的条件下，人类要么通过走向社会主义得到自我救赎，要么继续沿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而同归于尽。美帝国主义正是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将“文明冲突”理论付诸实践，出此反人类的下策，连欧洲都甚少认同。沃勒斯坦指出：“西方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我坚持认为后果是极大的混乱，而且西方处在自我怀疑之中，这种形势总是需要引出魔鬼。”(3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引出魔鬼，其实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引出什么魔鬼?又回到百年前列宁回答的时代课题：战争与革命。但是战争从未停过，而革命却不时兴了，这是意识形态改变的结果。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不仅正在终结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而且迅速将战争与和平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突出起来，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严重关注。请注意，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门都在忙活什么?是在忙活赚钱(发展)吗?还是在忙活生存(和平)?还是在忙活战争?中国一向在忙活发展，希望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主张构建和谐世界，但是“主旋律”是指交响曲，却不是中国一家奏出来的。
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做出“激化到极点”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有利于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思考应向何种方向举步。特别是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世界来说，“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要想不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民族牺牲，就能赢得21世纪的生存发展权，已经难有可能。而搞得不好，则亡国灭种之灾，朗在目前。20世纪30年代，面临世界大战，西方国家泛起绥靖主义思潮，将祸水东引向苏联;进入世纪之交，世界重新泛起这股思潮，这次祸水东引，知向谁边?世界各国彼此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