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补偿是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文中根据耕地保护责任落实和公平正义理论阐述了义务保有量，构建了横向为主，纵向为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文章根据各省市不同的饮食结构测算耕地义务保有量，利用耕地标准化进行耕地质量归一化，创新政府税收损失作为政府发展权损失依据，测算了我国31省市的耕地保护补偿额度，并进行了分类分区研究。以2000年统计数据计算，我国耕地义务保有量约为18.60亿亩，耕地保护超过义务保有量应享受补偿的省市有14个，应被补偿的总额为1048.5亿元；耕地义务保有量不足需要出资补偿的省市有17个，需补偿总额为1016.26亿元；国家需出资补偿32.24亿元。总体上财政状况较好地区出资补偿，被补偿地区财政状况较差，也存在少部分财政状况不佳地区需要出资补偿。
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厚重的精神指引。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采取实证研究、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多种方法，以黄河流域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为依据，检视发现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法律制度存在以下缺陷：水土保持专门性法规缺失、水土保持规划机制不完善、水土保持监管机制不健全、水土保持地方立法冲突、水土保持流域管理机构规定不完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法律制度完善是谋求水土流失治理机制的常态化、规范化，是黄河流域推进实现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保障和重要体现。健全黄河流域现行水土保持法律制度，要从出台水土保持专门性法规、建立水土保持规划机制、健全水土保持监管机制、协同水土保持地方立法、明晰水土保持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地位五个方面推进。
CO_2地质封存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重要手段，同时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新路径。构建STIRPAT模型，对内蒙古2019-2030年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并利用CCUS技术对内蒙古CO_2地质封存潜力进行评估，进而提出利用CO_2地质封存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路径。结果显示：2030年内蒙古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在12.99-16.83亿t之间，与碳达峰排放强度约束下的排放量存在10.03-13.87亿t的剪刀差；利用CO_2深部咸水层封存技术潜力最大，达到59.38亿t,利用CO_2-ECBM、CO_2-EOR和CO_2-EGR分别可实现34.45亿t、18.58亿t和15.02亿t CO_2地质封存；利用CO_2地质封存技术，可助力内蒙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封存的CO_2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获得生态补偿，利用CO_2地质封存得到的内蒙古生态产品价值总量约为3134.08亿元。上述CO_2地质封存技术路径，对内蒙古实现“公正转型”,完善横向和纵向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然而，相对于生产侧驱动，需求侧驱动的居民消费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角度。因此，文中基于价值观-信念-规范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建立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对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户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低碳消费行为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意愿能够显著推动行为实施；个体应加快树立积极环境价值观、低碳消费态度和情感，加强培养个人规范，营造全民低碳消费社会氛围，以提高低碳消费行为意愿；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建立相关政策法规弥补“市场失灵”,以硬约束提升低碳消费行为意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环境价值观和低碳消费情感也会通过态度影响意愿。据此，文章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引导农村居民在生活中自愿实施亲环境行为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文中采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基于“刺激—反应—行为”理论，分析了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制度信任、家庭亲密度、非正式社会支持、沟通扩散型政策、服务型政策、性别、主观规范、生态价值观和面子意识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其发生路径如下：社会网络→沟通扩散型政策、服务型政策→制度信任→生态价值观→主观规范→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社会网络→家庭亲密度→非正式社会支持、面子意识→生态价值观→主观规范→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性别→生态价值观→主观规范→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
以2005-2010年、2010-2015年和2015-2020年三个时期为时间尺度，以内蒙古9个地级市和3个盟为空间尺度，采用Tapio脱钩弹性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研究区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和耦合协调性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全区自然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脱钩状态具有明显差异性，三个时期依次经历了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阶段。2)耦合协调性呈现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低级协调的趋势。3)耦合度与协调度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呈现良性互动，但二者若要实现绝对脱钩，还需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强自然资源保护等因时因地施策，以全面实现研究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河套灌区792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探讨环境责任感与农业节水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关系中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以及引导型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责任感对农业节水技术采纳意愿以及采纳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采纳意愿在环境责任感与农业节水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1.98%。3)环境责任感通过农业节水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农业节水技术采纳行为的间接关系，受到引导型政策的调节作用。据此提出需通过媒介宣传、技术教育培训等手段，提升农户环境责任感，加深技术易用性、有效性认知，进而促进其节水技术采纳行为。
为探究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基于陕西、河南省四市蔬菜种植区298户菜农微观数据，利用Heckman两步法实证分析产品质量认证对菜农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决策和采用程度的影响，进一步使用中介效应检验产品质量认证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情况良好，多数农户采用了1-2项绿色防控技术单元；产品质量认证会增加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可能性和采用程度；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政府种植监管和收购商农药残留检测在产品质量认证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据此，加大产品质量认证推广力度，引导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业进行产品质量认证，是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有效途径。
政府和市场外部激励是解决农户土地托管程度不足问题的关键。基于拓展的S-O-R理论分析框架，选取陕西省关中地区12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混合结构方程分析农户参与土地托管行为影响机制，结果证明外部激励对土地托管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农户内在认知间接影响土地托管；家庭禀赋显著正向影响土地托管行为，但家庭禀赋对外部激励与土地托管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5种引起土地托管高参与行为的前因组态，外部激励、农户认知、参与意愿和家庭禀赋不只对土地托管存在线性影响，而且可以进行不同组合激发农户参与土地托管。
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用收益预期和社会信任来代表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契约选择的自主因子和嵌入因子，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山东省784户农地转出户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收益预期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契约选择，即收益预期越高，农户越倾向选择弱关系对象、书面契约和长期期限。2)社会信任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契约选择，其中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农地转出时越倾向选择强关系对象、口头契约和短期期限；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农地转出时越倾向选择弱关系对象、书面契约和长期期限。3)收益预期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契约选择有一定交互作用。其中，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越高，收益预期对其转出契约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弱；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收益预期对其转出契约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强。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重视农户收益预期，培育提升制度信任水平，将有助于促进农地转出契约的规范化。
草地经营权流转是提高草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草原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的主要途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补奖政策”)是恢复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大规模推进草原补奖政策的背景下，其是否影响牧户草地租赁行为是尚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文中基于青海省共和县和同德县599份牧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草原补奖对牧户草地租赁倾向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一次型草原补奖与草地资源投入存在互补效应，对牧户草地租入倾向起到了促进作用；连续型草原补促进了牧业劳动力转移，提升了牧户草地租出倾向。机制分析表明，一次型补奖通过激励采纳舍饲养殖、增加贷款间接促进牧户租入草地；连续型补奖通过提升非牧就业间接促进牧户租出草地。以上结论总体上在纯牧区、老年户主家庭表现更为显著。因此，在今后的草原补奖政策可以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补偿标准，同时结合就业、金融等措施进一步促进草地租赁市场的发展。
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对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利用新疆863户棉花种植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政府规制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政府规制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一是政府规制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强制模式下“政府规制→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直接作用机制；二是感知价值在政府规制影响农户地膜回收意愿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内化模式下“政府规制→感知价值→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间接作用机制。2)信息获取能力在感知价值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作用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文中提出通过建设政府规制实施体系，提高农户感知价值能力，增强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建立市场化服务体系，增强农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效率。
以干旱地区某油田区块土壤为研究对象，筛选出土壤中石油污染物的前处理方法，对比了红外分光光度法和气相色谱法两种测定方法优缺点，考察了不同温度、光照条件对土壤中石油污染物的浓度和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振荡提取法提取效率较高，振荡提取两次的提取回收率为84.7%,用时仅需1.5h。随着土样中石油浓度的增大，红外分光光度法和气相色谱法测定值的回收率均增加。光照条件下，土壤中石油污染物含量在10h内降低较多，10h后变化速率减小并趋于平衡，其损失量是由石油烃(C_(10)-C_(13))的降解与挥发引起的。在不同温度(30℃/50℃)条件下，土壤中石油污染物含量在24h内均变化较大，石油组分中短链烃类(C_(10)-C_(14))挥发性较强，随着温度升高，土壤中长碳链(C_(15)-C_(18))石油组分也逐渐减少。在室外条件下，土壤中石油组分的变化趋势与温度和光照两单因素条件下一致，在一定时间内，碳原子数较低的烃类物质(C_(10)-C_(17))通过挥发和降解作用而减少，而碳数较大的石油组分基本未发生变化。在治理和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初期，可以忽略低碳链石油类污染物的影响，重点关注碳原子数较大的长碳链石油类污染物。
地下水资源是察汗淖尔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根据历史资料探讨其时空变化特征，可为察汗淖尔流域修复工作的开展和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察汗淖尔流域资料存在相对缺乏、样本数量偏少的问题，定量评估地下水水位驱动因子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文中通过引入遗传算法对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RBFNN)进行改进，利用GIS技术对察汗淖尔流域地下水位空间和时间插值，分析地下水水位时空演变特征并定量评估各驱动因子对地下水水位的相对贡献度。结果表明：研究区地下水水位中部低四周高，水位整体上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近10年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地下水开采量对地下水水位贡献度最大，降水、蒸发次之，径流最小；研究区地下水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
植物群落是维持草原稳定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要素。为探究放牧对希拉穆仁草原植物群落及种间联结的影响，文中以禁牧草场、轻度放牧草场、中度放牧草场、重度放牧草场为研究样地，系统调查分析了植物群落组成、物种多样性、物种生态位及种间联结性，并进一步探究其相互关系及土壤肥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除重度放牧草场外，其余放牧强度草场的植物群落均以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阿尔泰狗娃花(Heteropappus altaicus)、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为优势种，但放牧改变了物种的相对重要值。重度放牧草场以糙隐子草、羊草(Leymus chinensis)、银灰旋花(Convolvulus Ammannii)、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为优势种。重度放牧显著增加了群落物种的多样性，但增加的物种重要值普遍较小，且地上生物量显著降低。放牧强度的增强降低了原始优势种的生态位宽度，禁牧草场和重度放牧草场种间联结总体呈显著负联结，轻度放牧草场和中度放牧草场呈显著正联结。随放牧强度的增强种间联结指数逐渐升高，群落内物种间联系紧密，重度放牧草场存在较多种间竞争。土壤C:P比值与Pielou均匀度指数显著正相关，土壤磷含量影响希拉穆仁草原植物群落分布。
为了解不同老芒麦(Elymus sibiricus L.)品系的耐盐性差异及培育耐盐老芒麦新品种，以老芒麦14个品系和1个审定品种的种子为试验材料，采用0.2%、0.4%、0.6%、0.8%、1.2%和1.5%共6个浓度的NaCl溶液浸种，进行了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苗长、根长等指标测定。结果表明：1)随NaCl浓度增加，供试老芒麦材料的相对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根长和苗长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但0.2%～0.4%浓度NaCl处理对部分品系相对发芽率和发芽指数有一定的激发效应。2)与一元直线模型、二次多项式模型相比，三次多项式模型能更好地反映老芒麦相对发芽率随NaCl浓度而变化的趋势。3)综合相对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根长和苗长指标来看，14个品系中21号和9号品系的耐盐性优于当家品种农牧老芒麦，可在盐渍化程度偏高的地区推广种植。
定边县地处毛乌素风沙地与黄土高原沟壑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候鸟南北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和繁殖地。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缺少鸟类基础调查资料，为了该地区鸟类多样性及其变化，文中于2018-2020年采用样线法和定点直接计数法进行了鸟类调查和观测。结果共记录到鸟类21目54科223种。其中水鸟为99种，占总种数的44.4%;雀形目鸟类为80种，占总种数的35.9%;其他仅占总种数的19.7%。在223种鸟类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有11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有31种，陕西省重点保护的鸟类有13种，中国特有鸟类仅有3种。从居留型来看，留鸟有51种，迁徙鸟类172种，包括夏候鸟64种，冬候鸟21种，旅鸟86种，迷鸟1种。从区系来看，古北界鸟类为154种，东洋界22种，广布种47种，分别占总种数的69.0%,9.9%和21.1%。4种生境类型中鸟类多样性最高的是盐湖湿地，其次是荒漠—半荒漠灌丛草原，居民区最低。文中补充了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过渡带的鸟类多样性数据，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从鸟类保护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为初步了解柴达木地区枸杞根腐病发病机理，文中通过转录组测序技术对健康和发病枸杞进行测序分析。结果共筛选得到6503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3558个差异上调基因，2945个差异下调基因。通过差异基因GO功能注释分析，GJ(健康组) vs GF(发病组)中差异表达基因主要表现在代谢过程、细胞过程、催化活性、结合、细胞和细胞部分等生物学功能上。KEGG代谢通路分析显示，差异上调基因主要富集在内质网中的蛋白质加工、植物激素信号传导、植物-病原体互作等代谢通路；差异下调基因主要富集在碳代谢、氨基酸生物合成、光合作用生物的碳固定、糖酵解/糖异生、光合作用等通路上。转录因子预测结果显示：24个转录因子表达发生了变化，分别归属于13个转录因子家族，C2H2、TCP、WRKY等多个转录因子的表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对挑选的10个关键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结果显示10个差异表达基因表达趋势与转录组测序相一致。
采用盆栽控水法于2020～2021年在智能日光温室对26份马铃薯创新种质的农艺性状、生理生化和产量指标进行测定，用隶属函数法、PCA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马铃薯创新种质抗旱性进行鉴定与分类。结果表明：受到干旱胁迫后，马铃薯创新种质的株高、茎粗、叶片相对含水量和单株结薯数与对照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小的品系抗旱性较强。叶绿素含量和MDA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加幅度较大的品系抗旱性较强。经过隶属函数法、PCA和系统聚类分析，筛选出5个抗旱性较强的品系，直接用于参加区域试验或作马铃薯育种遗传材料，为马铃薯种质资源抗旱性鉴定和抗旱型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以2019-2021年重庆市中心城区旅游景区网络点评量变动数据为基础，基于引力模型分阶段构建新冠疫情前后的重庆城市旅游流网络，并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三个维度对网络荷载量、稳定性、生长性、层级性、匹配性、传输性6个测量指标展开网络结构韧性评估。结果显示：1)尽管重庆城市旅游流“网络荷载量”受疫情冲击严重，但旅游流网络结构在“稳定性”和“生长性”指标上具有明显的韧性能力。2)新冠疫情有助于倒逼旅游流网络结构优化调整。重庆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层级性”趋于扁平，“匹配性”指标异配特征明显。3)“传输性”是重庆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中的韧性薄弱环节，有必要进一步优化。
以贵州省2024个古村落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和历史文献法，对古村落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展开研究。结果发现：1)县域古村落数量和密度整体上呈现“东南多西北少、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特征，18类古村落分类形成“小聚居大杂居”的空间格局。2)县域单元古村落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极化现象突出，形成4个一级核心区、6个二级核心区和12个三级核心区。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常住人口、公路里程、第三产业产值、森林覆盖率、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和年均降水量是古村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河网密度、森林覆盖率和公路里程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古村落地理格局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和降水是基础性约束因子，人口和经济是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动力，交通和城镇发展是空间形态重塑的外在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空间集聚的精神纽带。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里程、第三产业产值、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和年均降水量的增加，古村落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话题，但从旅游地环境契合度的角度拓展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以环境契合度为理论基础，基于游憩涉入和地方依恋，构建旅游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1)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拓展与重塑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衡量模型适配度的拟合优度值高于标准值，且构建模型具有交叉效度。2)环境契合度维度中作用最强的为环境资源，社交机会作用最弱。3)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作用效应最强，其次分别为游憩涉入和地方依恋。4)环境契合度、游憩涉入和地方依恋均正向显著影响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环境契合度正向显著影响游憩涉入和地方依恋，游憩涉入对地方依恋影响不显著。研究提供了模型构建的思路、方法和过程，解释了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和机制，对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旅游目的地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规模预测研究亟待应用旅游大数据及其适应性方法，以提升预测的准确度。文章基于多来源搜索引擎指数和UGC数据，以ARIMA模型为基准，综合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TF-IDF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学习领域中适用范围最广的RF与SVR模型，对重庆市月度旅游规模展开预测。研究发现：融合多来源搜索引擎指数与包含旅游者丰富心理信息的UGC数据进行的旅游规模预测，在三种模型中的预测精度均呈提升态势，说明多源旅游大数据对目的地潜在客流具有前兆作用。在相同数据集约束下，ARIMAX、RF、SVR三种模型的预测精度递增，表明机器学习算法对于旅游大数据具有更强的分析与处理能力。文中提供了集成多源异构旅游大数据与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回应城市旅游规模预测问题的新思路。
基于5批829项数据，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空间分析、区位熵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旨在明确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呈“两核两带”的倒“V”形集聚分布，其中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3类项目的局部集聚特征明显，而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作为山西省的优势项目，保护利用潜质最大。2)除政策因素外，人文因素的影响显著高于经济和自然因素，其中地域文脉与交通条件等因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关键支撑。3)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沿河流和交通分布特征明显，加强对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对促进黄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构建汾河历史文化遗产廊道、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文化廊道是线性遗产区域保护利用的一种有效方式，借助专家打分法、GIS缓冲区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从文化元素筛选、空间范围确定、节点选择、通道网络结构四方面对秦直道延安段文化廊道构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秦直道延安段道路本体及其历史功能而产生的遗产要素是文化元素筛选来源，验证其准确性后得到46处，与秦直道道路一起形成整体，赋予廊道文化内涵。2)以46处文化元素辐射力半径为缓冲距离划缓冲区得到廊道空间范围，为廊道动态保护奠定了基础。3)廊道一级节点为黄陵和安塞，二级节点为富县，三级节点为甘泉和志丹。4)廊道通道网络结构简单，既要考虑外部通道可达性，也要确保内部通行率。文中研究对我国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具有启示意义。
选取兰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以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抓取的休闲旅游POI点为研究数据，基于java语言和ArcGIS软件，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及空间插值等分析方法，从各POI点要素之间的集聚程度、分布趋势等维度对兰州市主城区休闲旅游空间格局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兰州市主城区休闲旅游总体呈显著的空间集聚趋势，其中购物服务和餐饮集聚规模较大，风景名胜类集聚程度最低。2)兰州市主城区休闲旅游空间呈“一心多点”式分布格局，密度由城关向安宁、七里河等区域外圈扩散式递减。3)兰州市休闲旅游空间椭圆中心大致位于七里河区火星街附近，总体分布格局以“东密西疏”为特征，呈“东南—西北”分布趋势。综合来看，这一空间格局的形成受区位、市场、交通、经济等多因素综合驱动，其中交通是首要因素，而外地游客消费市场影响最小。研究将为兰州及其它同类型欠发达地区省会城市内部休闲旅游资源合理配置、都市旅游线路高效重组及空间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