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运动的发生，有内因，也有诱导因。
内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诱导因则对事件的发生，塑造某种似乎偶发的形态。
中国近现代史背后，始终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通过对各种社会矛盾的诱导和激发，暗中有计划地引导着必然事件的某种进程。目的是把中国纳入共济会所设计安排的世界新秩序。
此前我们介绍过隐身于洪秀全、李鸿章和孙中山背后的共济会影子。
台湾现代共济会孙中山纪念会
近年国内外间有新资料发现。此再介绍一位隐身于戊戌变法幕后，暗中影响和引导着康有为、李鸿章和光绪皇帝的英国共济会员李提摩太。
佩戴英国女王授予的马耳他骑士团勋章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生平】
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共济会员、马耳他骑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出身铁匠家庭。曾当过矿区小学教员。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加入共济会。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后，自愿到中国传教。
1880年9月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会面，得到李鸿章支持，去当时遭受旱灾而富产煤矿的山西赈灾，同时为中国官员宣讲西方科技及传教。他为此花费1000英镑购买书籍及仪器，匆忙补课自修，而后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吸收信众。
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著述。其后在上海出版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英法等各国的教育情况，他在书中建议清朝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委托，担任曽家私人教师，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国时报》的中文版主笔，该报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同文书会”。奉英国共济会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担任该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同文书会又称广学会。此后李提摩太长期负责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该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
广学会表面是一家宗教性出版机构，实际是一家兼具情报职能，为英国M５（军情５处）和共济会收集信息的情报机构。广学会先后在华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影响很大，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改革思潮。
李提摩太本人中文很好，他的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回忆录）、《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介绍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变法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此书通过翁同和推荐给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手边榻前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他接受“利玛窦规矩”，以中国士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传布新教。重点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等社会精英。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私人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李提摩太所结交的各界有影响的社会人物，包括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曾经与他关系密切。
在戊戌变法发生前夜，李提摩太在北京结识梁启超、康有为，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启超担任他的私人中文秘书，并对其积极施加思想影响，甚至耳提面命，由梁启超撰写了大量影响很大的时论文章。梁氏《饮冰室文集》中许多热情宣传泰西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章，实际都是受到李提摩太影响的。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满清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在他写给英国共济会和政府的报告中说：
“我们只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舆论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和背脊骨”。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为英国政府收集和掌握动态，协调社会关系。李提摩太对19世纪末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及社会变动有很大的影响力。
1902年，山西发生教案，西太后请他协助处理。事件解决后，慈禧同意请他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可以自由往来于北京、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还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策划组建中美英日四国一体化联邦】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甲午战争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卸职后来中国访问。
（据日本共济会史料，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共济会高端会员。）
李提摩太向变法运动的舆论领袖康有为等人建议，请他们进言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皇帝的私人顾问，付以事权。一些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即纷纷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重用伊藤博文为顾问，帮助设计中国的新法和推进变法改革。光绪准备采纳。
伊藤博文会见李鸿章
荣禄等守旧官员知悉此事后，非常震惊。御史杨崇伊将此事密奏慈禧太后，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担心光绪此举会使得满清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力。她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紧急赶回到紫禁城，当面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的想法并阻拦，使得此事未果。
李提摩太还向康有为等人提议，由英国作为总领袖，中国与美英日三国合组高层政治机构，建立一个“中美英日合邦”议会——此为近年国内西化派再度提出的“中—美国”共治合体政治经济模式的前身。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称：
“渠（李提摩太）之来华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这就是说，这些重臣建议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拱手全部奉献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觉得事态严重，担心光绪引入外人顾问一旦成立四国联合内阁后满清由此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遂决议变政，削弱光绪的决策权，慈禧亲自训政，从而结束了戊戌变法运动。
变法失败，康有为在与李提摩太会面后，即在国际共济会兄弟们的暗助下，逃脱而出国流亡。
［康有为出逃记：
在天津，康有为先是搭乘“新济号”轮船，旋即离去，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而他的行踪也为清政府所获知。上海道台曾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该照会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码头严密警戒，等待着天津的来船，搜查一二轮船而未获。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esk”号，预先得知康有为将乘坐“重庆号”抵达，天未明即悄悄从上海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果然看见 “重庆号”向吴淞口开来，“esk”号立即派出一只小蒸汽船逆流开向“重庆号”，而不顾“重庆号”是否拒绝。两名下士官飞跃而登“重庆号”，先持照片向该船司务询问康有为之所在。两人先在第三号房与康见面，依照英国领事之命将其逮捕。由于语言不通，遂将康有为带至大餐间，通过翻译，康有为才领会其意思。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国士官的引导下，与其他三名像是康党的广东人乘小蒸汽船转到“esk”号上。稍后，康有为一行换乘皮奥轮船公司的“bollarat”号，在英国军舰“bonaventure”号的护送下离开上海，于9月29日夜里十一时左右抵达香港。当轮船行驶到口啊里湾时，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将康护送到中环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戒备。
在康有为逃亡香港的同时，在广东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亲及异母弟等也先后逃至澳门。康氏门人约二十人在康抵达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别来到香港避难。
康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国家驻香港领事迅即拜访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联系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他在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转达他的意思。当天下午三时许，上野季三郎以个人的名义访问康有为，然而由于警察署长不在未能如愿。因为未经署长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与康见面。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未能见上面，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觉任、何树龄二人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请求上野季三郎将康有为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代为发出。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另有一封电报致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徐勤，云“欲东来告大畏若见容乞电复并赐保护若”。
上野季三郎答应了这个请求，但考虑到将这封电报发给矢野文雄的手续太繁杂，遂直接发往东京日本外务省，请求由外相大畏重信处理。
康有为电报中宣称他在离开北京前曾亲奉皇帝的密诏，对于这一说法，上野季三郎并不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康的电报以及其弟子所表达的希望到日本避难的请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踌躇。他认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国方面的保护，如果此时遽然前往日本，肯定会伤害英国政府的感情。这不仅对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势必将牵涉日英两国的关系。
日本方面的犹豫导致康有为的想法在改变。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于赴美、英途中访问日本，询问在日本期间能否获得日本政府的保护。对于这一请求，日本方面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电上野季三郎，请他转告康有为，他在日本期间将获得“适当的保护”。康有为遂转赴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摘自《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版）］
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建议美国等西方政府用一部分中国的赔款，在北京、山西等地设立大学，培养具有西化思想的人才。他认为庚子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化模式的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附录】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期间重大政情实录：
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皇帝顾问官（邀请外人担任）。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京。
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
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
毕永年与谭嗣同密议软禁太后发动武装政变事。
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闻光绪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所谓衣带诏）。
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康有为的“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 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
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大内。
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并每日随侍慈禧起居，实际被控制。
［听到光绪命令康有为离京消息，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于１８日纷纷来到南海会馆与之见面话别，并通报京城的最新情况。杨深秀告诉康，现在京城上下都传言中国政局将有大的政治变动，市场上物价腾贵，并有传言称董福祥的军队已从北边移驻内城，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而李岳瑞则告诉康，听说英国已派出七艘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将与俄国在中国本土或领海开展一场恶战。局势越来越危急。
康没有告诉他们得到光绪密诏的事情，通报他已经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准备动员袁“弃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计划。康有为与杨等人的谈话大约进行到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金顶庙容闳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深夜三时许（9月19日凌晨三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来到向他们通报情况。谭的判断是袁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康有为决计按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已经加入美籍的）容闳建议由自己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光绪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又启发了康有为，使他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日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
当天上午９时，康有为拜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请英国公使出兵助光绪复政，策划未成。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帝的可能处境以及中国黯淡的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与英国公使窦纳乐有相当多交往，但公使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所以目前无能为力。］
当日下午３时，康有为又拜访伊藤博文，密谈三小时，康有为请他出面游说慈禧太后，施加压力，保护光绪帝的新政。伊藤答应了，但是慈禧却没有会见他。
当晚黄绍箕获悉荣禄等有调军异动，劝康有为迅速离京。
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也来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
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慰问光绪，两人亲密交谈。
慈禧太后垂帘在内殿监听二人对话，极为不满。
当天深夜慈禧接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曾经有意软禁太后。慈禧命荣禄立即部署军事。
康有为得到即将发生政变的密告，凌晨，携仆人李唐仓促离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命宫廷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
当天荣禄派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
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北京戒严，火车停驶。
慈禧幽禁光绪，宣言废除新政，行文天下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以此结束了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
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斩首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
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
清政府宣布对张荫桓最终处理决定时，公布对康有为等人的“罪状”及通缉令：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着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
所有新政，除成立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何 新 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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