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战争第一年，蒋军果然指哪打哪。
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中原打到华北，进展神速，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共产党人占领的大中城市攻占了。
这时的国民党军，进攻不仅迅速而且效率极高，正如当时报道战事的新闻稿里一句惯用语句所形容的：
“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军获致赫赫战果！”这也许是在1947年初的报纸杂志上，最常见的一句话了。
1947年初的蒋介石，更显得潇洒、自信，风度不凡。他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表示：“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在1947年初，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多次发表了类似乐观的看法。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应该说，陈诚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
个人操守很好，有“四干将军”之称，即苦干、强干、硬干、快干。又一向以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自许。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听了一次陈诚的讲话后曾说过：“陈诚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确实是国民党中的干才。”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陈诚在1947年初对军事形势的看法，并不是一时兴起信口开河，更不能说他是浅薄无知。
作为一名参谋总长，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和对方力量对比后，慎重得出的结论。
在1947年初，无论是蒋介石、陈诚，还是普通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值得兴奋的，他们也的确有兴奋的理由。
对他们来说，除了有些学生到处游行示威，给政府添点难堪，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9亿的解放区。
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24.7万平方公里，这些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万。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确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称“这是大时代的开始。”
如果仅仅是以土地得失为考量，共产党无疑是处于下风，但战争并不单纯就是土地的得失。
所以毛泽东敢在国民党军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时候讲“胜利”，
并且还不是偶尔讲讲，而是天天讲，时时讲，坚定每个党员、每个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共产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得更远，胃口也丝毫不比蒋介石小。
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中国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
因此他们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地主动撤出来的。
对毛泽东来说，他似乎对土地的失去并不是很在乎，必要时连革命圣地“延安”说丢就丢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这和蒋介石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旦城池失守，蒋介石都要拿守城将领是问。
“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但这也不是由蒋介石所能决定的。
政府军都有收复“失地”、保卫土地的重任。
而共产党人则没有这些包袱，所以更机动和灵活，也更容易“集中优势兵力”把国民党军一个个地蚕食掉。
从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算起，到1947年7月，国民党军被歼灭的正规军，折合约97.5个旅（师），292.5个团，78万人；
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折合约127个团又3个营，34万人。
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余万人，被俘、被击毙的高级将领202名。
相反，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立即着手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到1947年6月，解放区土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这种完备的战争动员机制，国民党的官僚机构是无法胜任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经过无数大仗小仗的消耗，解放军的兵力不降反升，已由最初的127万人增加到了195万人。
应该说，内战一年来的战果，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是感到欣慰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给了蒋介石和陈诚一个难堪。
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被解决，反而越打越强大，越打越多。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应该更有理由感到高兴。
事实上也并不尽然，1947年的毛泽东，在欣慰之余，他的心情并不轻松。
他自1927年开始已经和蒋介石较量了20年，应该说，双方对对手的战略都很清楚。
早在20年前，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擅长打灵活的运动战，为什么依然执着地进攻解放区？
因为他的战略就是把战争放在解放区来打，消耗共产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解放军失去依托，成为无源之水。
在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就是采用这个办法。
普建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逐步缩小红军的生存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确也成功了。
1946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仍然用对付红军的办法来对付解放军。
共产党的人力粮弹，可以说全靠冀中冀南和鲁北这三个地区，占领这几个地区，他就真正成了流寇。
一成流寇，只要我们军队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就没有不被我们消灭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想法是不错的，也是非常毒的，但他的这个“法宝”已经不灵了。
因为他碰到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
内战一爆发，毛泽东就看出了蒋介石的这个战略意图。
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这次仍然用了对付红军的办法，把解放军扭在解放区来打，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清楚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就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来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求得进一步的生存和壮大。
更重要的是，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有所动作。
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
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
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
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区也发生严重灾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和敌人在解放区扭打，共产党人将面临极为困难的情况
邓小平曾说：“解放区经过一年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
“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
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吃打光了。
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
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版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
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
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
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如果解放区越来越小，那就没有地方可供运动，像以前那样畅快淋漓的运动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
他觉得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着险棋，作一桩冒险的“买卖”。
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饺”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可以说，早在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就有了以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原地区的想法。
1946年7月，李先念率领中原解放军突围出去后，毛泽东在致电李先念时，就提岀了外线作战的设想。
毛主席明确指出，内线部队适时渡淮向南，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
由于战事频繁，时机不成熟，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
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接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
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
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做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
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
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
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
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
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使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将是一起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之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
但对共产党人的战略目的，这位“中国通”也是一无所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共军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
蒋介石似乎也没有过分地注意这件事，1947年7月，他坐着专机，行色匆匆地奔波于全国各战场：
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
就在刘邓大军开始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又飞到了延安，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放眼全国战场，却没有看到南渡黄河后的刘邓大军，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随时都准备作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脏。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
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跳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
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岀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共产党人偏偏就这么干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反而是最厉害的杀招。
从这点来说，棋还未下，南京已经先输一着。
如果说战争真是一场生意的话，共产党已经稳赚不赔了。
然而，笔者在75年后的今天，分析得很容易，但刘邓大军真正行动起来异常艰难。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从有后方作战到无后方作战，这对刘邓大军是个考验。
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惯于平原作战，这下不但到了南方，还要进行山地作战。困难之多和困难之大尤可以想见。
还有估计不足的是，虽然刘邓大军中有不少指战员来自大别山区的原红四方面军，但原来的南方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重回到南方，也不那么习惯了。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退走还是早走，都是必定会遇到的。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时候走，哪一天走好？
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早走。
7月23日，即鲁西南战役最后一个战斗——羊山集战斗还未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刘邓发来电报，催促刘邓早走。
电报中说：为了确保与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羊山集可打可不打。
7月27日，中央军委再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即7月23日）任务。”
7月28日羊山集打下来了。但刘邓还想在鲁西南再打一两仗。他们于28日致电中央军委说：
“我们当前敌人有17个旅，除四十四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
这封电报也如实报告了一些立即南下的难处：
部队渡过黄河以来，已经连续作战28天，连口气都没喘，更别说停下来休整了。
虽说歼敌6万人，但自己也伤亡了1，3万人；弹药消耗殆尽，特别是炮弹无法补充；
医院已人满为患，又没有新兵补充，俘虏不少，但至少也需要20天的教育争取；
经费不足，冬衣更是没有着落因此。
刘邓向中央军委建议仍在内线作战，然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尊重前线指挥人员的意见。
不像蒋介石，总是把手伸到前线瞎指挥，使前线作战指挥人员无所适从，贻误战机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到刘邓的电报后，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于7月29日致电刘邓：
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
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同时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
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在鲁西南郓城以南赵家楼的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的这封电报，他们看了十几遍，谁也没有说话。
邓小平拿起铅笔，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下面划上重重的圆圈。
刘邓深知、中央军委绝不会轻易发出这样一份电报，这既是对形势发展的慎重估量，同时，陕北的困难也可想而知。
胡宗南为了消灭陕北解放军，调重兵分南北扫荡绥德、延安一带。
而且胡宗南命部队密集靠拢，每天就走10公里，不让一支部队冒头，使我军无法分割包围。
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大搞“三光”政策，使沿途百姓纷纷逃跑，我军很难有立足之地。
陕北真正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刘邓经过研究，于7月30日致电中央军委，下决心不顾一切困难，休整半个月，不去豫皖苏，直出大别山！
邓小平回顾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真正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刘邓大军原计划8月15日出动，这和中央军委要求“休整半个月”也是一致的。
但在5天之后，8月7日黄昏，12多万大军就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中野第二纵队在进行南下动员，演讲者为司令员陈再道
这是提前行动。羊山集大战刚刚结束9天，部队极需休整：
如三纵在作战中，伤亡就达4700余人，虽说补充了4000余名俘虏兵，但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
但一个敌情，一个水情，都让刘邓大军一天也等不得。
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从山东、西安、洛阳、郑州等地调动了11个师28个旅共20多万人的庞大兵力，陆续向鲁西南开来。
加上原在鲁西南的部队，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实施分进合击。
蒋介石企图利用刘邓大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歼灭解放军主力于黄河与陇海路之间，或者赶回黄河以北。
敌情紧张可以顶住，水情紧张是不可抗拒的。
当时蒋介石还有另外一条毒计，就是阴谋掘开黄河堤坝，把我南下大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鲁西南。
这样，在和敌人日夜奋战的同时，刘邓大军又开始了一场固堤防险的紧张斗争。
邓政委根据确凿的事实，亲自撰文，通过新华社，一再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蒋介石决堤放水的阴谋。
李达参谋长部署部队，放出水哨，严密监视水情。那几天黄河水不断上涨，早已超过了警戒线。
敌机又不断轰炸河堤，有一处堤坝曾被炸开一个缺口，河水像猛兽似地向田野和村庄冲来。经过数千军民的奋力抢险，终于把缺口堵住。
国民党军内战时常用的P—51战斗轰炸机
当时刘邓真是“忧心如焚”，整晚整晚不能安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立即行动，显然是不利的。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刘邓命令刚组建的十一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刘邓大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向北合围。
正当敌人大军压境，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之际，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左中右三路，于8月7日黄昏，突然甩开敌人，向南急驶。
千军万马，像无数支离了弦的利箭，向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直射而去。
而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
8月7日这一天，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南下，国民党陆总徐州司令部还认为：
中野六纵某连在做南下动员
“共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则明日必在鄆城一带发生战斗。”
刘邓大军已经南下了，蒋介石却认为是他的大军压境，把刘邓吓跑了。
他得岀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论：“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并判断共军以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
所以他做出了错误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仍命国民党军队向郓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共军”；
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集，防止“共军”北渡黄河。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在《中央时报》发表讲话：
邓文仪
“山东共军败北，已了若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聚歼顽敌计日可待。”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刘邓大军行动的误判，十二万人马越过陇海路时，只有一小部分兵力在抵抗。
原国民党军伞兵总队副司令张绪滋曾回忆说：
却刘伯承越陇海路之战斗，本部奉令以七个中队沿铁路埋伏，共军挟八万之众，直奔大别山如黄河掘口，排山倒海，来势汹汹。
我们七个队无法迟滞，第五队似乎全队覆没，仅于队附振宇率十余人到荷山车站。
我正往巡视，于队附振宇背卡宾枪，头戴钢盔归来，甚为感动，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致未留下珍贵镜头。
1947年的国民党伞兵
但对解放军来说，这似乎是一场可以忽略不计的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仗了。
事实上，刘邓大军过陇海路时，国民党军曾派六十六师残部（其兵力大部在七月底的羊山集战斗中被歼灭）、暂编第二十四师及伞兵总队在陇海路附近伏击。
但在我们后来看到的诸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等著作中，对此均一笔带过，甚至根本没有提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虽然提到了这件事，但也没提到了陇海路附近发生过战斗。
只是说：“（国民党军）这个部署不可谓不佳，可是时过境迁，刘邓大军已经越过陇海路奔驰南下了。”
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后，马不停蹄，兼程向向黄泛区开进。
黄泛区并非古已有之。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夺贾鲁河、颍河河道，在皖北颍上注入淮河。
大水一退，形成鹿邑至项城间宽约40里的黄泛区。
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这里依然是遍地积水污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
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纷纷报告民团、保安部队被“共军”大部队收拾了。
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了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
种种迹象表明，“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
蒋介石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
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解放军外，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线南段的吴绍周的八十五师，立即在确山下车，返回汝河南岸堵击。
吴绍周
此时形势对刘邓大军来说极其紧急：从平汉路赶来的整编八十五师和十五师第六十四旅已到汝河南岸，我军南进道路已被截断。
后面尾追之敌三个整编师接踵而至，其先头已经与我后卫四十六团接火，敌距汝河只有30公里了
敌人飞机也来了，开始俯冲轰炸，浮桥又被炸坍了一段。
肖永银命令工兵连长：“再给我架！”
工兵连长很为难：“老乡的门板都用上了，没有木料了！”
肖永银瞪了他一眼：“那么多房子是干什么的？”
工兵连长立即带着战士跑到附近的村庄，老百姓早在大军到来之前跑光了，战士们在给每户人家留下5块大洋后开始动手拆屋。
眨眼之间，工兵连就把一个村庄的房子拆掉了，木头和木板被运到河边，继续抢架浮桥。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刘司令员、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来到十八旅汝河前线指挥所。
六纵政委杜义德、副司令员韦杰、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也先后到了前线指挥所。
以后的情况在许多有关大别山的作品中已经讲述得非常详细，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大家还未坐下，刘伯承就严肃地问：“你们了解情况吗？”
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向刘邓首长报告说：
“12点钟以后，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吴绍周部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现在敌人正集中火力袭击北岸，封锁浮桥。我旅其他各团已集结在河北岸待命。其他方面的情况还不了解。”
这时，邓小平政委对李达参谋长说：“打开地图，向他们介绍一下情况。”
李达在油灯下打开了地图，他指着地图说：
“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汝河进行决战，以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现在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和十五师一个旅，约3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四十八、七师等3个师，已离我们只有50里路了。”
刘伯承微微抬起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目光巡视着每一张焦急的面孔，开口说道：
“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
“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赶上来，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忽地提高了嗓子，坚毅有力、斩钉截铁地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用拳头撞击着桌子，用更高的声调重复着：“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吗？”
“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要从敌人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野司要从你们这里渡河！”
邓小平强调说：“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
突然，河南岸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几发炮弹落在了杨湾村，屋里静了下来，气氛更加紧张。
杜义德和韦杰果断地布置：“十八旅先插到敌人中间，强行打开通道，十六旅掩护全军渡河！”
李达接着说：“刘邓首长随十八旅行动！
肖永银一愣：十八旅要从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首长跟着十八旅太危险了！
他鼓足勇气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首长跟着我们……”
邓小平严厉地盯了他一眼：“不要管我们，你们打好仗就行了！”
肖永银接着说：“打好仗没问题……”
邓小平打断了他的话：“那你还不快去打仗！在这里啰嗦什么！”
肖永银立即召集各团干部传达刘邓首长的命令和纵队的作战任务。
大家一听刘邓首长到了六纵，到了十八旅，并且就在河边，顿时群情激昂，纷纷提出保证：
“坚决执行命令，打开前进的道路！”
命令传达到营、连，不到一小时，整个汝河岸边就沸腾起来了。
许多营、连当场提出要求，要担负尖刀任务，当开路先锋。这时，到处在传诵着“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壮语。
全军上下激起无比的豪情，那时，真把战士们的斗志激起来了。
接着，十八旅在战术手段上，采取了坚决措施，规定：
“各团排成4路纵队，一律枪上刺刀，手榴弹揭开盖，遇到敌人坚决消灭掉，所过之处不许留下一个敌人，打开一条进军大道！”
当旅政委李震得知刘邓首长跟着五十三团走时，找到团长蔡启荣：
“你们团一营担任保卫刘邓首长的任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绝对保证刘邓首长的安全。”
蔡启荣
五十三团一营有700多人，全部日械装备，在全团是战斗力最强的。
蔡启荣立即进行分工，自己到前边指挥战斗，政委李震宇带领一营，负责保卫首长。
他对李震宇说：“万一我牺牲了，你负责指挥全团。”
李震宇说得也很干脆：“好！我保证首长安全”说完就立即带着一营出发了。
部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为第一梯队，并肩由北向南打；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
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
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前身是八路军769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
杜义德下了这样的命令，打算最坏时不惜牺牲红军团，可见当时情势确实非常紧急。
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占领了八个村子，从敌人的阵地上砸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
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气概使敌人失魂落魄，尽管敌冲锋号吹了几遍，而它的士兵却始终趴在地上不敢向前半步。
我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渡过汝河。
蒋介石此时已经明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日夜督促国民党军加紧追击，距离刘邓大军越来越近。
刘邓大军是怎样摆脱敌人，南渡淮河的？
当年六纵的敌工部长卢耀武，后来成为了一名闻名全军的作家，他在《挥军渡淮》一文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在大别山群众中流传的神话：
有的说是五黄六月，下着棉花疙瘩那样大的雪，解放军踏着冰封的河面越过黄河和别的大河来的；
有的说是每人背了一个大葫芦飘浮过这些河流来的；
卢耀武
又有的说，是起了一阵大黄风，把刘伯承将军的六十万人马满山遍野地一刮就刮到大别山来的。
国民党方面也百思不解。蒋介石在8月29日日记中记道：
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刘部进入大别山，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刘邓大军中传颂的，却是刘伯承亲自用竹竿测量渡淮河的故事。
8月25日，十八旅五十四团袭占息县县城，守敌大部被歼。26日，我中路大军全部赶到了淮河北岸。
淮河发源于河南南部的桐柏山，流经豫、皖、苏三省，在中原是条大河。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这条河的高水位期，连续几天下了急雨，宽宽的河面上泛着浊浪，水流湍急。
听说要过大军了，附近的老百姓都被吓跑了，一只船也找不到。
敌整四十八师、第7军、整五十八师，整十师等十二个旅紧紧地跟在后面追上来了。
其中曾在汝南埠南边堵击刘邓大军的敌八十五师离淮河仅30公里，正在猛烈地向后卫十六旅四十六团进攻。
而野司、直属队、南下干部再加上六纵，约有相当于7个旅的人马要从这里渡河，必须要在今明两天全部渡完。
先刘邓一步赶来指挥渡河的李达参谋长要求十八旅必须在午夜12点钟以前渡完。
十八旅政委李震焦急地站在岸边，部队拥挤在渡口，要靠10多只小船和临时收集的竹排，赶在12点以前把全旅人马全部渡过淮河，完全是不可能的。
李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李达，汇报了情况，请求延长一下时限。
李达紧闭着嘴巴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么你们旅一定要在两点前渡完。情况我已经给你讲了，必须赶快渡河，越快越好，现在是火烧眉毛了！”
看这样子，午夜两点以前让全旅渡过淮河是很难的。李震看着阴濛濛的天空，气得直想骂娘。
在8月26日午夜两点，原计划十八旅已全部渡过淮河，实际上连一半都没渡完。
这时，刘邓首长赶到了淮河岸边。刘邓李在岸边一间小屋举行紧急会议。
李达把渡河进展情况汇报完后，刘伯承一直在沉思。小屋里站满了人，闷湿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
四十六团正在彭店与敌八十五师激战，四十九团又赶回去了。
刘伯承忽然抬起头，看着李震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李震的口气非常肯定，“五十三团派人侦察过了，五十四团也派了人，旅里也侦察过了，都说不能徒涉。”
刘伯承又问：“到处都一样深吗？到处都不能徒涉吗？”
李震说：“河边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说的，淮河忽涨忽落，从来没有人敢在这时候徒涉渡河。”
刘伯承提高了声音：“你们实地侦察或试过没有？”
李震依旧很肯定：“前卫团和我们自己都侦察过，试过了。”
刘伯承仍旧紧追不舍：“你们是不是亲自侦察过？亲自找向导査了没有？找过几个老乡？他们怎么说的？能架桥吗？”
李震一一回答了他所有的提问，看来，淮河不但不能徒涉，就是架桥也很困难。
刘伯承走出屋外，默默望了望汹涌的淮河浊浪，又走回了屋里。
面对烟雨茫茫的淮河，耳听远处隐隐的炮声，野司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
邓小平决心担起这副重担：“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李达同志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谁都知道，留在后面，是很危险的，万一来不及过河，只能就地打游击，甚至陷入重围之中。
刘伯承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邓政委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天已经渐渐地亮了，五十三团团长蔡启荣还站在河边，焦急地等待着渡河，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问：“河水有多深，能徒涉吗？”
蔡启荣一听是刘伯承的声音，忙敬了个礼报告说：“我们团侦察排两个班已泅水过河侦察情况，水很深，不能徒涉。”
一营营长周新体拿了一根小木棍插在水边，看了一会儿，发现河水还在不停上涨：蔡启荣又把水涨的情况报告了刘伯承。
这时，野司、中原局、野直和南下干部团和一些伤、病员也先后到达岸边，岸边拥挤着大批部队。
前有淮河阻拦，后有追兵，淮河又成了一个险关。
刘伯承看着蔡启荣，他显然还不甘心：“到处都不能徒涉吗？上上下下都试探没有？找老乡问过没有？”
蔡启荣说：“渡口试探了，其他地方还没有试探。”
刘伯承皱了一下眉头：“快去！把上上下下都亲自实地试探一下，一定要在洪峰来到之前抢渡过去！”
蔡启荣、李震宇等人忙带着几个侦察员跑步分头到上游去试探。
李震正在渡口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渡河，刘伯承走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李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里还在想，不知是谁给他找来这根看着很别扭的竹竿，当手杖用也要不了这么长嘛。
刘伯承上了船。当年六纵的许多指战员都看到了，船一离岸，刘伯承就在船边晃动着，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有不少人在议论：“司令员在干啥？”“是啥东西掉河里了吧！”
河中忽然传来了刘伯承的声音：“李震同志，能架桥呀！我试过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呀！”
又大声地喊：“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
站在岸边的指战员们恍然大悟，刘伯承原来是在船边用竹竿试探河水深浅！
但刘伯承还不放心，李震刚要上船时，接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一张纸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
部队迅速组织徒涉，在浅水区放上浮标，很有秩序地排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四十九团担任阻击任务，是最后渡过淮河的。他们一到河边，乘船的乘船，坐竹排的坐竹排。甚至连马都用上了，不会游泳的就拽着马尾巴。
四十九团渡过了淮河后，吴绍周带领的八十五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命令部队也立即徒涉。
不料蒋军人马一下水就被卷走了。吴绍周忙让部队停止过河，望着淮河，不禁仰天长叹：
“共产党啊共产党，真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共产党人是讲唯物主义的，但偏偏就是那么神奇：
刘邓大军刚过完河，上游的洪峰就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
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2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半个月才过了淮河。
当地的老百姓至今还说：刘邓大军为民除害，要过淮河水浅三尺；国民党军祸国殃民，过淮河水深两丈。
远在庐山牯岭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进入大别山，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斥责国民党军将领。
9月初，蒋介石调集十个整编师，四面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刘邓大军开始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