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刘若南撰写的专稿说，一切都从40年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
村民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当时，全国人民正绷着一根弦，防范“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侵犯。在此前后，1月5日的《云南日报》已经付印。这一期的毛主席语录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曾杰发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二层楼房内。他的小女儿那天刚好生病，被妻子带到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母亲和其他4个孩子住楼下。“当晚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他说，“我把平时不关的楼门都关上了，并且用木棍顶了起来。”
晚上没有月亮，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到处是哭声。而曾杰发首先想到的是住在一楼的家人，但“埋得太深了，看不到，喊也不应”。他和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曾杰发睡在一楼的五个家属，没有再看到天明的曙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因为在岳母家侥幸生还。这一晚，曾杰发担任生产队长的陶茂村有167人丢掉了性命。
特殊时期的抗震救灾
天亮之后，在村里的晒谷场上，乡亲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巡视。有些村民误认为是敌机前来轰炸，事实上是得知消息的政府利用飞机在空投食品。
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匮乏得近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晚，很多村落不敢点火照明，更多人跑到山上躲藏，失却了救人的第一先机。村民们的互救由亲属邻里开始，待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救人、埋尸、医伤、发粮、建房……这中间流传着很多感人的事迹。“我们什么考虑都没有，只想能多活几天。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曾杰发因此内心充满感激。
由于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除了《云南日报》，其他省市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与地震有关的只语片言。
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虽然在1970年就已完成，但正式的对外发布则是在震后30周年纪念日，即2000年。
通海大地震后，美国等国家曾要求来震区考察。王凤起说，美国的要求最初被回绝了，后来伊朗获得批准，还是他与外办人员陪同他们到指定的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
地震“群测群防”开始推广
李四光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力排众议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地震业界的显学，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始践行“群测群防”，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研究方向。
据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介绍，当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兰州和昆明三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国家是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才开始搞预报的，但云南是在1970年通海地震后才开始。
地震后，王凤起和同事开始去震区考察，发现震前有很多异常现象发生，只是因为“之前没搞这个工作，所以没人反映”。
在经过原玉溪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5人调查小组的两个多月的搜集之后，1970年4月汇编成册的材料中，录取了191起震前异常现象。
譬如在震前十几天至临震，先在极震区后在外围地区，普遍发现狗狂吠乱叫甚至咬主人、打洞、爬梯、上房顶、不进屋的异常现象。地下水的变异情况也很突出，如峨山县小海洽兴旺村，一口从未干过的井突然水干见底，与此井相距数十米处的一坝塘内水位却相应升高，震后水井和坝塘内的水位都恢复原状。
这些调查结果强化了中央关于地震有前兆的认知。专业的地震预报机构开始成立，深入民间的“群测群防”运动开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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