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我们和亲友一起度过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必须与他人相处。他人让我们感到亲切、冷漠、烦恼、不悦，甚至厌恶。我们屈服于这样的限制，忍受这些情绪引发的孤独与肤浅。然而，时不时会发生一种令人震惊的现象：突然，通常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在命运慷慨而免费的馈赠下，面对一个我们认识了几秒、几天（有时甚至好几年）的人，我们放下了防备。一道面纱就此窸窣落下，很快，衣物也将不可避免地落到地板上。我们茅塞顿开，我们明白了眼前这个人是谁，就像他或她理解我们是谁一样。这个人美好到不真实，让我们着迷，仿佛天赐的礼物：眼前人可能是个全然的陌生人，但我们之间有一种令人沉醉的默契，一种即刻而友好的亲密。这场宇宙大爆炸引发的能量，可以让我们绕地球跑三圈。我们像坐上了筋斗云，又像小时候玩赛鹅图，骰子一投，手气好，我们就能快速逼近终点，而其他人还在辛苦地一格一格前进。
爱情让两个存在的人相遇，让两人过去积累的智慧、经历、资源、生活之道、朋友、祖国统统结合起来，增多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可能性。爱情在我们的身份认同里打开了新的大门，这些大门可能是我们以前认为不会存在的。爱情把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摆到了我们眼前。我想到了三十年前戛纳的那个春日，在一间咖啡馆的露台上，我的朋友K向一位年轻的棕发男子发出了与她同坐的邀请，他早已连着好几天从远处向她投以渴望的目光。他们都是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没错，没有比这更高级的邂逅地点了）。他们开始用英语交谈。当她问起他从何处来时，他回答：“希腊。”我不知道当时她是否意识到，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她打开。希腊，一个她此前从未去过、从未产生过特别兴趣的国家，她将探索它，并爱上它。她将在那里整整生活七年，学习当地的语言，就算之后和他离婚，她每年都会回到那里，并在那里买下了一座房子。她将在希腊诞下一名女婴，为这个国家增添一位新的公民。但在那一天，这个小生命正在云端激动地颤抖，因为她未来的父母第一次一起坐在了同一张咖啡桌旁。
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以上述的方式谈论爱情，反复咀嚼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因为在恋爱的冲动和讲故事的冲动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联系，而我从来不会拒绝一个美好的故事。坠入爱河，就像穿越到了书本里或银幕中，在自己的生活里亲眼见证那些只有作家和编剧那样厉害的脑子才能想出来的美妙剧情和桥段。同理，当我合上一本已经吊了我好几天、好几周胃口的小说，或者当我看完一部令我沉浸其中的剧集——同时还要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读或看得太快，好让愉悦感再持久一点——我总是有一种在某些程度上类似分手的感觉：我满是怀念，仿佛刚刚离开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仿佛从某种特权的高位上坠落，堕入毫无生气、无趣的日常。这是一种失去“恩泽”的感觉，而“恩泽”还在的时候，它在我和生活之间筑起了一道保护墙，将我与生活中的残酷和伤害隔离开来。
自我欺骗无法拯救我们。与其自欺欺人，不如勇往直前，直面遇到的疑问，推倒旧的大厦，并满怀希望地建立一座更好、更坚固的新大厦。在本书的酝酿阶段，我最初读的一些文献让我从美梦中清醒了过来，这种醒悟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它让我避免了某些不好的写作逻辑，同时也让我惆怅，因为我怀念最初书写时的那份强烈冲动。如果要给我的写作设立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是写作能让我重拾爱情的冲动，但这次，这种冲动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我的目的并不是竭力避免折磨：爱总是有风险的，天堂在左，地狱在右。但我相信当女人，除了受苦，还是受苦。
我们社会的奸诈之处在于持续向我们灌输异性恋的条条框框，系统性地将男人和女人社会化，使他们无法倾听对方。可谓煞费苦心，不是吗？情侣们一板一眼地遵守各自的性别剧本，很有可能让对方过得不幸福。这些性别剧本一方面使女人成为一种感性、依附于人、被苛求且过度投入情感与爱情的生物，另一方面则把男人变作沉默寡言、不解风情、被某种可怕的独立蒙蔽了双眼的莽汉，仿佛他们永远在责问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掉进爱情的陷阱。就算我们不对号入座，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上述的某些特点。但至少，我们意识到了这两种性别角色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带来了很成问题的干扰——尤其是女性的性别角色，往往是男性角色的陪衬。
从两个互相尊重的个体之间可能出现的误解到婚内暴力，我想提及的这些情形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情形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掏空了她们的生命力，摧毁了她们的自尊，折断了她们的翅膀；有的情形则阻碍着情侣两人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剥夺了我们享受真正默契的乐趣，长此以往，必将损害我们的感情关系。此书诞生于我的扼腕叹息，诞生于我想要克服障碍，给广大男女提供一张和谐恋情良方的愿景。
由于以下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着手本书主题的方式，我必须先申明：我运气很好，在不惑之年，面对男人还能保持较为平和的心态。我有过一位温柔善良的父亲，一个出色的弟弟。我从未经历过有毒的恋情。我从未有过孩子，所以从未经历孩子出生带来的家务分配的严重失衡。我也从未经历我周围人经历过的离婚重创。我跟曾经一起生活了十八年的男人还是保持着（或者说重新建立了）亲近的关系，并且依旧深深爱着他。我曾经有过一个烦人的老板，他总是打断我的话，借机夸赞我的美貌，并针对我的伴侣喋喋不休，尽管他只见过我的伴侣一面。所幸的是这位老板我见得不多，并且我在事态恶化前转身离开了。以下是我记得的别人想要侵犯我的两个时刻，我都躲过了：青少年时期，有一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行在日内瓦空无一人的街道，仿佛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进楼，我就赶紧插上了门闩。门的上半部分嵌着玻璃，透过它，我看到了尾随我的男人的脸，他正把全身重量都压在门上，试图把门撞开；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天晚上在瑞士山区的瓦莱州（Valais），当时正值狂欢节，三个戴着猩猩面具、酒气熏天的男人，闯进了我、我弟弟和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友同住的木屋。其中一名醉汉俯身向我索吻，我推开了他，冲向走廊，把自己关在浴室里。醉汉紧随其后，一边咒骂，一边摇门。我蜷缩在马桶上，感觉这一刻无比漫长。醉汉的两名同伙趁机把我们木屋的藏酒洗劫一空。我们所在的木屋是我女友的家，她认出了其中一名歹徒，揭露了他的身份，三人这才溜之大吉。三十年后的现在，一个人睡在门没反锁的屋子里时，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我厌恶作为女人不得不时时提防的感觉，好在我成功避免了上述经历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我不像许多强奸受害者那样满怀愤慨，但我坚定地站在强奸受害者的那一边，那些愤慨完全合理。
简·沃德发现最大问题是“厌女悖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是这个悖论的最强化身〕：在我们的文化中，异性恋男性表达他们对女性的欲望，但同时被怂恿着去鄙视、憎恨女性。异性恋和厌女的结合是如此被自然化，以至于一个不具备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会被系统性地视为同性恋。在简·沃德的某场演讲中（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她提到了作家贾森·舒尔茨（Jason Schultz）想组织一次不同的单身汉派对的尝试。他和朋友们没有叫脱衣舞女，而是一起讨论性爱和欲望。他的学生齐声说道：这也太基了！法国喜剧演员洛朗·夏马在他激昂深刻的剧作《好男》中给出了同样的观察：他讲述了他在某次晚宴上和另一位来宾的对话。此人询问洛朗·夏马是不是同性恋，因为他“老是谈女性主义”。这个推理逻辑让洛朗·夏马很困惑：“就好像异性恋男性和女性主义两者无法兼容。我不懂……是我疯了吗？！如果你爱女人，那么有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希望她们过得好？……我们是怎么到了如此地步？世界是如此厌女、恐同，一触即发：‘等会儿，你替女人操心？太基了！看看这男的，他担心身边女人的身心健康，基爆了！’我不懂！”
简·沃德妙笔生花，提出了她称为“深度异性恋”的概念。她说，与其把自己的性取向当作一种需要忍受的宿命，异性恋男女不如积极投入，反思自己的性取向，将其变为自我选择。这对男性来说尤其有用，因为我们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欲望视作“纯生理的、不可控制的，性爱分离到可以把自己对女人的追求与把她们作为个体的欣赏分离开来”。简·沃德争论道，如果这些男人爱女人，那么，就让他们真正地爱她们。“异性恋男性可以成为无法自拔的异性恋者，以至于他们热切地想倾听女性的声音，希望她们身处要职，无比热诚地想要理解她们全部的人性，庆祝她们的解放。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热爱着女性的。异性恋的悲剧并未让我灰心，因为还有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我首先会研究在我们社会中发展爱情的文化背景。在我看来，这个背景的特点是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同时，在另一个极端，还有对失败、悲剧和死亡的某种自满情绪。这两种态度最终都将导致我们无法拥抱爱，无法以一种创造性和自信的方式生活在爱的现实和日常生活中（前言）。随后，我将研究我们对浪漫的呈现如何建立在美化女性自卑之上，以至于许多女性被告知她们“太如何”而无法得到男人青睐：太高、太强（字面意义上的高大和强壮）、太聪明、太有创造力，等等。然而那些似乎满足了所有条件且不威胁男性自尊的女性却未必在爱情中更幸福——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们很难将自我满足建立在否定自我、限制自我之上（第一章）。然后，我将讨论家庭暴力的机制，不是将其作为异常或越轨行为来讨论，而是将其作为社会规范为男性和女性规定的行为所带来的逻辑结果来讨论（第二章）。我还想详细说明女性和男性爱情观的不同，女性在爱情中往往投入更多，由此带来的不平衡和紊乱，以及补救的方法（第三章）。最后，我将思考女性如何才能摆脱她们古老的角色——为男性提供一个与他们的幻想相匹配的、沉默寡言的形象——从而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体。这一点必将引发如下问题，我也不会回避：我们的幻想真的属于自己吗？当我们一生都沉浸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时，我们如何重寻想象力（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