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开始，就发现兔子的骨骼，但那些兔子都属于旷兔，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兔属于穴兔，是明代中期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文物中展示的兔子形象往往神态安详，我们很难把它们和“动如脱兔”联想到一起。2000多年前的古代先哲就开始思考月亮和兔子。今天，我们的科学家在现代空间科学技术上贴上中国古代美丽的传统故事的标记，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我们祖先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想象力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荣光。
迄今为止，在全国数百处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中，发现有兔子遗存的遗址有79处，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安徽、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22 个省市自治区。从地域范围看，东起山东， 西至新疆和西藏，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在全国范围内大都分布有出土兔子的遗址，但大多数遗址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时间跨度看，大多数遗址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夏商周时期和汉代。
尽管发现兔子的遗址数量不在少数，但是除山东省章丘市洛庄汉墓发现兔子的数量较多之外，其他的全部遗址中发现兔子骨骼的数量极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捕获的兔子数量不多，加之兔子的骨骼纤细，尺寸较小，古人在食用兔子肉后，将骨骼随意废弃，那些骨骼很容易在埋藏环境中遭到破坏，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现在发现兔子遗存的数量就相当有限。
我们现在看到的兔子基本都是家兔，关于中国的家兔是如何出现的，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还不一致。以往有的学者认为是由本土已经灭绝的野生穴兔驯化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先秦时期通过中西交通从外部引入穴兔，然后驯化成功的。尽管存在土生土长与外部引入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但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家兔。近年来，王娟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兔子是旷兔，这种兔子是不能被驯化的。约在明代中期，从欧洲引入由穴兔驯化而来的家兔，这种家兔在中国境内的大规模传播以及地方品种的早期形成发生于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西方的动物考古学家已经厘清了最早的家兔起源于欧洲的发展历程，在全新世早期，穴兔的分布范围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从历史时期开始，在人类主导下， 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穴兔种群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家兔的驯化开始于中世纪，最晚到 16 世纪，家兔的驯化终于完成。由于中国的考古遗址中没有发现过穴兔的证据，因此，王娟的观点是可信的。我们希望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为探讨家兔何时出现及如何扩展的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兔子的动物考古研究。
山东省章丘市洛庄汉墓是发现大量兔子骨骼的一个典型遗址。洛庄汉墓是一座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在洛庄汉墓一共发现36座陪葬坑，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000多件，特别是19件编钟、107件编磬和三辆大型马车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最关注的是洛庄汉墓的第 34 号陪葬坑。我在现场对动物陪葬坑里的全部动物都做了仔细的观察和照相，这些动物共有110余具，所属的种属有绵羊、猪、狗、兔等四种。洛庄汉墓的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 在汉王陵陪葬坑的发掘史上，尚属首次。
因为陪葬坑内的绵羊、猪、狗的骨架没有挣扎的痕迹，它们可能是被杀死后， 再按照种属分开摆放的，尽管不是摆放的十分规整，但是那几种动物大致有各自的放置范围。在陪葬坑内发现了两个木笼，是专门用来放置兔子的。其中一个木笼保存较好，木笼长约2米、宽约半米。木笼内发现多只完整的兔子骨架，这些骨架看上去一只只比较散乱，当时可能是把活兔子放入木笼后，再放入陪葬坑，随着坑顶上铺上原木，盖上席子，再堆上封土，动物陪葬坑与外界彻底隔绝。陪葬坑的空间不大，全部兔子因为缺乏氧气，最后在左冲右突的挣扎中闷死了， 所以一只只兔子整体上呈现散乱的状态。在主坑中距离木笼数米的空地上，发现了几只兔子骨架，这些兔子似乎在当时被关在木笼里放入陪葬坑后，从木笼中钻出来的，但最后还是因为缺氧而闷死在陪葬坑的空地上。这也是当时把活兔子关在木笼里直接放入陪葬坑的证据。
依据多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兔子骨骼、洛庄汉墓出土关在两个木笼里的兔子、《诗经》中有抓捕兔子和烹调兔子的描写、汉画像石中有宰杀兔子的画面、《木兰辞》中对雄兔和雌兔的细致描述等等，推测在中国古代，兔子不是稀有动物，古人应该很早就有抓兔子、吃兔子的行为，因此，也很可能就有相应的饲养兔子的尝试。不然，洛庄汉墓的陪葬坑里不会出现两笼兔子。因为洛庄汉墓动物陪葬坑里出土的绵羊、猪、狗都是家养动物，这些家养动物都具有被人饲养数千年的历史，除了那些家养动物之外，再放入一种完全是野生的动物，且数量不少，有点不可思议。因此，还是将那些兔子推测为人工饲养的动物，似乎更加合理。这个推测还有文献为证，比如记载西汉轶事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描述了西汉早期的梁孝王刘武（公元前184至前144年）建筑兔园的故事：“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这应该是人为地控制兔子的一个尝试吧。王娟的研究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兔是明代来自欧洲的。但是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古人在先秦时期就具备了饲养六畜的能力，特别是中国的古人在距今约9000 年以前就从狼和野猪中成功地驯化出狗和家猪。他们具备了丰富的驯养动物的知识和经验。有了这个前提，可以假定古人尝试对抓获的野兔进行饲养的行为，至少在汉代已经出现，只不过尽管能够对抓获的兔子进行短期饲养，但是想长期饲养，包括对兔子进行繁殖的努力，可能直到明代之前，最终也没有成功。这里要强调的是，尝试饲养和饲养成功是两个概念。古人从尝试饲养兔子到成功饲养兔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直到明代引进穴兔，才开始了成功地饲养家兔的历史。
以兔子为题材或者有兔子形象的文物不多，这里先介绍玉石类的兔子。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10号墓出土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玉兔，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兔形玉器。这个兔形玉器呈薄片状，玉质呈灰白色。兔头微微仰起，两耳贴在脊背上，尾巴上卷，后足抬起，似乎呈奔跑姿态（图1）。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玉料呈青黄色，通体抛光，器形扁平。兔作俯卧状，头大身短，长耳后竖，耳上饰鳞纹，用双环线显示大圆眼，张口露舌，背微凹，短尾略上卷，前后腿弯曲，足部均雕出五爪，前足上有小孔（图2）。
在北京市昌平区明代定陵孝靖皇后的棺内出土有一对明代金耳环下系镶宝石玉兔耳坠。耳坠中的兔子头顶一颗红宝石，身子呈直立状，双耳上竖，以红宝石嵌饰双眼，两前爪抱杵作捣药状，下有臼，兔身上刻以细密阴线，显示兔毛，在兔足和臼的下方有金托三个，金托中心嵌猫眼石，两边各嵌红宝石。这对耳坠是以玉兔捣药题材设计制作的，而玉兔在古代被视为月亮的象征，而月亮又象征皇后，故以此作为皇后的耳饰（图3）。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嵌宝石卧兔系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作品。玉兔是和田青玉，含有白脑，属立体圆雕。兔头微俯， 耳朵后伸，与脊背相连，眼嵌彩色宝石， 口衔灵芝，灵芝上嵌各种颜色的宝石八颗，兔身伏卧，四足弯曲向前，前脚呈抱合状，背部、双耳处有数道阴刻线刻画出毛绒质感，形状乖巧温顺（图4）。
唐代的陶质生肖兔俑，兔首人身，兔头上两耳后垂，双眼圆睁，嘴巴并拢，身穿 长袍，衣袖宽大，双手相交于胸前（图5）。
青铜器中所见的兔形文物不多，典型的如山西省曲村县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铜兔头微伸，双目圆睁， 两耳紧贴脊背，四肢弯曲，呈跃跃欲试状，尾巴短小，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以兔作为尊的器形，在青铜器中尚属首见（图6）。
圆明园的清代铜兔首为双目圆睁， 鼻隆起，嘴微张，双耳向后竖起，脸部以细密阴线刻出毛发（图7）。
绘画中的兔子可推《清宫兽谱》中描绘的三只兔子为代表，其中两只白兔，一只黑兔，匍匐在怪石、青草、疏枝之间，兔耳后伸，红眼睛，红嘴唇，嘴边的胡须毕现，四肢蜷曲，呈匍匐状（图8）。
除了以兔子为主题的文物之外，还有一些文物也涉及兔子。如1972～1974年发掘的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是西汉文帝时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号墓是利苍妻的墓，墓中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中草药等遗物3000 余件。这些遗物中最为瞩目的是一号墓的棺盖上覆盖的一块“T”型的神秘帛画。这幅帛画自上而下分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画的左上部描绘了一女子飞翔仰身擎托一弯新月， 月牙拱围着蟾蜍与兔，其下有翼龙与云气（图9）。
兔子与蟾蜍一起出现，成为当时的一个组合。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说日》提到“：月中有兔、蟾蜍。”
在东汉画像石中，兔与蟾蜍一起出现的画面也比较普遍。如以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画像石为例，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石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条前肢扶臼，一条前肢握杵，似在捣药，两兔中间有一蹲着的蛤蟆，用前肢举臼（图10）。
甲骨文中的兔字表现了兔子大耳朵、短尾巴的特征，金文延续了这种表达方式，有时就直接绘出兔子的形状， 但是从小篆开始，就有了现代兔字的雏形（图11）。
在《诗经》中有一些讲到兔子的诗篇。如赞美武士的《周南·兔置》中有“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肃肃兔罝，施于中林。” 描述了在广阔的原野上和林木茂盛的地方，设置网眼密密的兔网，准备捕捉兔子的场景。在没落贵族感叹生不逢时的《王风·兔爰》中有“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描述兔子走起来悠然自得，野鸡却被罩入网罗。在痛伤国君信谗言招乱的《小雅·巧言》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描述狡猾的兔子跳跃奔跑，遇到猎狗就无处逃窜。在关于宴饮的《小雅·瓠叶》中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描述把猎获的白头野兔，用泥炮制，用火烘烤，烤出香味十足的兔肉。
著名的成语狡兔三窟，来自《战国策·齐策四》。孟尝君被齐闵王辞退后， 回到封地薛，门客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冯谖为了给孟尝君建立三重保险，先是游说魏国，说动魏国请孟尝君为相，这样促使齐闵王向孟尝君赔罪，重新请回孟尝君为相，另外，又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都放在薛地。这样，孟尝君有了魏国对他的信任、在齐国为相及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放在薛地这样三重保险，平安为相数十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永世流传。其中与兔子相关的文学作品是著名的《木兰辞》，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做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木兰辞》结尾那四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被明代的布衣诗人谢榛认为，“此结最着题，又出奇语。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诸公补之，未必能道此。”谢榛的评论，堪称入木三分。我除了为《木兰辞》所倾倒外，作为动物考古学家，还关注到作者对兔子的观察如此细致入微，能够从雄兔和雌兔的行为上概括出二者的显著特征。
《诗经》里提到的烤兔肉，香味十足。汉代画像石的庖厨图中，在厨房的房梁上往往吊着鱼、鸡、猪头、猪腿和兔子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图10）。
可见自古以来，兔子就是一种美食。我还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吃兔子头的情景。我家住在重庆北路177弄，在我家附近有一家卖熟食的杜六房，据说是1938年开始营业的。杜六房的熟食品种很多，其中用红米烹调的“酱汁肉”最为有名，“酱汁肉”这三个字更被视为典型的上海方言。但在我的头脑里，仅对当时三分钱一只的红烧兔头记忆犹新。其实红烧兔头上没有多少肉，吃红烧兔头，除了可以把有肉味的骨头全部吸吮一遍之外，就是吃兔头腮帮子上的两块巴掌肉。杜六房的红烧兔头成为我小时候的美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离开上海到农村插队，先去了云南西双版纳， 后来又到陕西临潼，在农村待了5年多，到1975年招工时，被招收到陕西省生物制药厂工作。这个工厂负责生产家禽家畜的疫苗。因为生产的需要，要用兔子的内脏做试验，因此厂里定期会向职工销售取走内脏的兔子。这些兔子都扒了皮，处理干净了， 买回来就可以直接烹调。我年底回上海探亲，会带几只兔子回去。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很困难，大家吃的肉都是配给的，上海一般给市民供应的是猪肉，要按照上海户口，凭票供应，我能够带几只兔子回家，让大家尝尝兔肉的味道，成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我妈妈抗战时期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徒步到重庆，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曾经吃过那里烹调的兔肉。她尝试着用我带回家的兔子给大家做兔肉吃，先将兔肉切块，用油煸炒，然后加上料酒、酱油、茴香、桂皮等，小火慢炖。据我妈妈说，调料中应该有郫县豆瓣，这是很关键的调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买到的。尽管我妈妈说这样做出来的兔肉调料不全，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现在想起来，妈妈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20世纪90年代，我到重庆去，研究当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在那里终于吃到名为璧山兔的菜肴，那种麻辣咸鲜的口感，令人赞不绝口。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所作，其中有一篇《天问》，提到“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文学作品中首次提到月亮中的兔子。按照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玉兔又称月兔，是神兽，居住在月球的月宫里，是负责捣药的仙兔。讲到月宫，必然联想到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其中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偷吃了丈夫羿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月宫。嫦娥奔月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那样，成为中华民族美丽的神话故事，代代相传至今。
“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携带多种仪器，现在“玉兔号”已经完成任务， “玉兔二号”将继续科学探测月球地质、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为研究月球和太阳系做出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中国科学家把探测月球的人造卫星和探测器名为嫦娥，把月球车称之为玉兔，中国的现代空间科学技术和古代美丽的传统故事结合在一起，科学性和历史性并举，严谨性和浪漫性交织，在世界现代航天技术中洋溢着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
（原标题：兔年说考古：全国发现有兔子遗存的遗址有7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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